■楊雪 任重遠

　　胡慶剛接連幾次敗訴，原因是他提供的材料都是複印件，法院不予採納。

　　二審再次敗訴，43歲的胡慶剛將怒火發向了法院。2015年9月9日上午10時左右，湖北省十堰市中級人民法院6樓605室，在拿到判決書後，胡慶剛用一把隨身攜帶的水果刀，捅向了案件的女審判員劉坦。坐在一旁的法官鄭飛起身想要奪刀，卻被胡慶剛連捅了7刀。隔壁辦公室的3名法官聽到聲響後跑來查看，跑在前面的劉佔省也被刺。

　　目前，胡慶剛已被警方以故意殺人罪刑事拘留。被刺的四名法官所幸性命無礙。

　　9月11日，面對央視鏡頭，胡慶剛仍憤怒不已：“你説我敗訴，你要説出個原因來”。

　　接連敗訴

　　慘案的導火索是一起勞動爭議案件。胡慶剛起訴十堰方鼎汽車車身有限公司（下稱“十堰方鼎”），要求賠償工資、加班費、拖欠工資賠償金等共計65000余元及社會保險。

　　2015年3月23日，十堰市茅箭區人民法院認為證據不足，一審裁決胡慶剛敗訴。胡慶剛上訴至十堰市人民中級法院，還是敗訴。此前，胡慶剛也曾向十堰市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2014年8月，胡慶剛敗訴，理由同樣是證據不足。

　　仲裁委調查後認為，胡慶剛提交的證據顯示他曾在武漢方鼎汽車部件製造有限公司（下稱“武漢方鼎”）、東風模衝等公司做過電焊工、烤漆工等，不能證明他也在十堰方鼎工作過。十堰方鼎是獨立的法人，僅憑上述事實，不能認定他和十堰方鼎存在勞動關係。胡慶剛的弟弟胡林告訴記者，胡慶剛于2013年8月進入十堰方鼎，一兩個月後被調去了武漢方鼎，2014年2月辭職。

　　兩家企業是一個老闆，胡慶剛認為屬於調動，因此只起訴了十堰方鼎。十堰方鼎的前員工李從學確認胡慶剛曾在這裡工作過，併為他寫了書面證詞。他告訴記者，胡慶剛沒簽勞動合同並不稀罕。自己在十堰方鼎工作過七八年，待了幾年後才簽的合同。此前，廠裏也是一直拖欠工資，只發放基本生活費用。

　　胡慶剛的朋友張華介紹，胡慶剛沒簽合同的原因，除了年齡較大且工齡較短外，他在廠裏的人緣並不好。胡慶剛調到武漢去，是被擠對走的。而在武漢方鼎，他又與車間主任起了衝突，最後是被開除的。而在勞動仲裁之前，胡慶剛曾有過維權行動。2014年3月，他向十堰市勞動監察支隊投訴十堰方鼎拖欠工資，十堰方鼎向該部門出示了已為胡慶剛結清工資的單據複印件。

　　胡慶剛向法院提交的證據包括一張員工請假單、一份考勤證明、易新華簽字的書面材料，還有一份銀行賬戶明細。但是前述材料都是複印件，十堰方鼎對其真實性表示異議，法院也沒有採納。因為對方是用現金存入的，銀行賬戶明細不能證明記載的款項是十堰方鼎支付的，也不能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係，最終法院判胡慶剛敗訴。

　　“邊緣人群”

　　9月9日9時33分，胡慶剛給劉坦打電話後來到十堰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通道大廳。劉坦下來，將他帶到6樓辦公室答疑，並沒有發現他已隨身攜帶刀具。據張華回憶，大約在一個月前，胡慶剛就開始經常將“急了，恨不得拿把刀子捅了他們”這樣的話挂在嘴邊，把怨恨歸於工廠老闆勾結法院的猜測。

　　“他説他們老闆有錢，肯定是買通了法院的人。”張華説，胡慶剛曾多次對他説，“我證據啥都有了，為什麼不行？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工廠給他們送錢了，肯定是貪官。”

　　在胡慶剛周圍的鄰居、朋友們眼中，胡慶剛確實算不上個“老實人”。胡家4兄弟于上世紀90年代跟隨父母從四川遷至湖北十堰，住在鐵路職工家屬院中。因為貧困，兄弟們都沒讀完小學，胡慶剛只念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

　　張華介紹，進入十堰方鼎是胡慶剛的第一份固定工作。在這之前，他主要在鐵路上倒煤、做“黃牛”、跑火車、當架子工。“那時候他在鐵路上賣涼粉，火車上很多人都認識他”。

　　在弟弟胡林看來，胡慶剛這次的行為是“形勢所迫”。

　　但對法官們來説，像這樣的“邊緣人群”也是他們經常接觸的對象。十堰的慘案，讓他們不免回想起之前的很多“威脅”，想起來往往心有餘悸。“在我們法院，雖然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惡性案件，但法官被跟蹤、口頭威脅，家裏被按門鈴，多次收到信件威脅，還有向領導不實舉報的，都有過”。

　　“2008年左右，法院裏曾經出臺過一份保護法官權益的文件。但是涉及和公安機關的協調，有效手段並不多。”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劉成説。

　　因為上述威脅大多沒有進入實質侵害階段，甚至達不到治安處罰的標準，公安機關最多找當事人談話，警告一下，起不到太多實際作用。“法院的法警是有限的，總不能天天跟著你，公安的資源也有限，其實防不勝防。遇到這種情況，法官們的精神壓力很大，特別是女法官”。

　　一筆糊塗賬

　　看到胡慶剛案的一審判決和上訴狀後，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亞新認為，就這些材料來説，法院、當事人、律師、勞動監察支隊和勞動仲裁委員會都有一定的責任。胡慶剛幾乎沒有提供具體的依據，解釋他所要求的那些錢的數額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甚至沒有提供入職和離職的具體時間。至於複印件的證據效力問題，也不能一概而論。

　　“特別是在案件二審的時候，新的《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已經生效了，法院完全可以向用人單位發出文書提出命令，要求他們提供原件。”王亞新説。

　　他進一步解釋，對複印件的真實性存疑很正常，確實有些複印件是拼湊的。但是，當勞動者已經承擔了證據提出責任時，用人單位必須作出回應。

　　在王亞新看來，由於勞動者的舉證能力往往比較弱，如果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很多勞動者都難以勝訴。一些其他因素摻雜進來後，很多律師也不像為合同糾紛等一般民事案件作辯護那樣盡責。

　　“這個案子瑕疵很多，但也説不上有什麼嚴重的硬傷。他們平時就是這麼幹的。很多案子都不清楚，不出事還好，其實隱患很大。我們的法律實務不能只停留在這個水準上。”王亞新説。

　　劉成介紹，《民訴法》修改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針對證據規則出臺了很詳細的文件，複印件的效力、具體責任等問題都有所涉及。“但有些法官對於證據規則的理解可能還比較粗疏，停留在十幾年前。新的法律和規則學習得不到位，就有可能出現問題。但這種能力或者懈怠導致的錯案，和故意徇私枉法是完全不一樣的，必須有所區分”。

　　在醫院的病床上，劉坦身上還插著管子。是夜，幸而揀回一條命的她總被噩夢困擾。她已經更換掉自己的手機號碼。她説，因為最後一通電話是“壞人”打來的。（據《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