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9月21日（記者陳鬱）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共同發佈《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4—2015）》。報告指出，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向城市化轉型時期，體制性問題所導致的縱向和橫向分割以及人力資本的缺失，成為制約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主要障礙。2015年及“十三五”時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新轉型的關鍵時期，勞動力供給的減少、投資增速的下滑、“幹中學”效應的衰減以及需求結構的變化，是造成經濟結構性減速的主要原因。報告預計，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為6.9%。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進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中之重，尤其要重視中西部地區生産效率的有效改進。因此，制度完善和人力資本培育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主要手段。

　　2015年GDP增長率預計為6.9%

　　報告指出，2015年，大量的改革和發展措施為未來發展打開了空間，但短期宏觀走勢不容樂觀，通縮機制在不斷地侵害經濟實體。針對經濟減速和通縮的壓力，2015年宏觀政策連續推出了降準和降息，積極佈局了跨區域發展的戰略，推動了資本市場的改革和地方債務置換，但2015年上半年的經濟數據表明經濟仍然偏弱，特別是匯豐PMI的6月指標仍在50以下，其分類指數中的就業項目收縮很快，顯示出更深層的調整已開始。

　　根據GDP環比預測，2014年第四季度環比為1.4%，創了近5年的最低值紀錄；而2015年第一季度環比僅為1.3%，第二季度環比也只有1.7%。據統計局最新數據，2015年上半年經濟增長速度為7%，根據4個季度環比連乘的預測，如果第三季度環比上升與第二季度持平的話，2015年下半年的經濟增長率將會更低，全年預計為6.9%。經濟增長減速來自企業與個人投資的下降。與此同時，政府支出受困于財政收入下降和地方債務壓力加大，儘管消費較為平穩，但收入預期也在下降。貿易盈餘更多地顯示為衰退性的盈餘，即進口大幅度下降導致的盈餘，總體看經濟疲弱趨勢仍未改變。而金融市場建設和改革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推動轉型，穩增長的宏觀政策任務仍需加碼。

　　2016年我國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將為負

　　報告指出，人口結構轉型及相應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下降，是普遍呈現於世界各國的典型化事實。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也面臨快速下滑的趨勢。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規模工業化的開展，根本上受益於自身有利的人口結構，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與人口紅利窗口正好重疊，而正在發生的結構性減速與人口紅利窗口的關閉密切相關。1985—2007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為1.58%，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據年齡移算，2016—2020年將進一步下降到-0.4%。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出現、富裕人群閒暇追求傾向的增強，以及低齡勞動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或勞動參與率也呈現越來越顯著的下降趨勢。例如，1985—2007年中國勞動參與率增長幅度為-0.07%，2008—2015年為-0.24%，未來5年估計為-0.50%。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參與率增長速度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發生變化。中國勞動力投入增長率由1985—2007年的1.5%，下降到2008—2015年的0.36%，2016—2020年估計為-0.9%。

　　經濟減速將成清理 “僵屍企業”的“清潔機制”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新常態最為核心的要義就是要充分意識到階段跨越所需的整體性變革，既包括微觀逐利的企業進行調整以應對出現的新情況，也要求政策制度、法律法規等宏觀經濟環境隨之調整，使得經濟增長路徑能夠順利由模倣階段進入自主創新階段。從理論上講，中國在趕超初期採用的向下扭曲生産要素價格、高估企業獲利能力，以及超貶匯率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加速了模倣階段的經濟增長。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後，此前的扭曲要相應地予以矯正，經濟增長減速是必然的。同時，微觀視角下的企業也面臨由對外模倣技術向自主研發技術的轉變，這一過程即淘汰落後企業、推動創新企業發展的過程。為此，要求對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環境進行全面的結構性調整與改革，以適應新的發展階段，即適應新常態的要求。同時，政府在宏觀政策上要有足夠的定力，不要被經濟增長減速的表像所困擾，讓減速成為“清潔機制”，以清理只能模倣技術而無法自主創新的“僵屍企業”，鼓勵企業所用技術的升級換代。

　　體制性財政緊縮導致積極財政政策擴張無力

　　報告指出，産生體制性財政緊縮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財政制度依然沒有實現向現代財政制度的轉型。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每一筆支出都是全部計入GDP的，不論屬於“政府消費”還是“政府投資”，政府花錢是市場美德。在制度潛意識中，沒有意識到在總需求不足的凱恩斯經濟中赤字就意味著民生和福利的最大改進，沒有意識到“有錢不花”是市場經濟中最大的“懶政”和宏觀經濟不景氣的首要根源，沒有意識到政府規模的擴大本身就是在給經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社會穩定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毋庸置疑，體制性財政緊縮導致積極財政政策擴張無力。

　　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從何而來？報告提出：

　　——克服“懶政”，努力花錢，推進預算進度。傳統上我們將西方財政稱為“吃飯財政”，意即財政支出主要是用於形成財政供養人口的收入；將中國財政稱為“發展財政”，意思是要做更多的建設項目，從而帶來更快的發展和更多的財政收入，這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幾乎無可厚非，財政本身就是政府活動的資金寫照。當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的功能深化到公共服務領域時，政府的活動越來越市場化，客觀要求財政資金的使用更加符合市場規則。本屆政府執政以來，國務院至少有10次會議涉及激活財政“存量資金”或者“沉睡資金”問題，甚至還啟動了問責程式，但依然出現了嚴重滯留現象，這説明財政緊縮並不是一個短期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現在執行的預算科目和財經紀律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已經距離市場基礎越來越遠。制定面向市場化的支出制度，尤其是財經制度，才是緩解財政性緊縮的根本。當前，通過增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比重來替換和實現原有的體制內財政支出，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增加收入渠道比重，減少費用渠道比重。既然項目經費難以按照現有預算科目和會計法則執行，那麼增大收入渠道支出，將更多的財政資金用於發放工資、退休金，無疑是擴大財政政策效果的最好方式。因為收入和福利等權益支出不會延遲，更不會出現執行進度緩慢的問題。但遺憾的是，目前的收入增加渠道並非通過工資體制改革，而是以各種“工程”的面貌出現，同樣面臨執行問題。公共支出收入化、公職人員收入工資化改革應當並進。

　　——若預算執行進度越來越慢，政府只收錢而不花錢，那麼最好的刺激性政策自然就是減稅。不管是全面推進服務業營改增，使服務業發票可以用來抵扣部分工業增值稅從而實現減稅，還是通過清理各部門的不合理收費來減少政府性基金收入，都可以達到一定的擴張性效果。

　　——通過結構調整來實現財政支出的擴張，無疑也是一個極好的思路。因為只有公共財政預算執行赤字政策，而其他三部分收入都在盈餘狀態，目前也不可能出現赤字。這就意味著通過增大一般公共預算比重的結構調整思路來實現支出擴張是一種長期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