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産黨除了在公開戰場對敵交戰，還在隱蔽戰線進行了激烈交鋒。在這條戰線上，以日本人為主的“中共諜報團”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批日籍人士同中國革命力量的關係建立於1930年前後。此前兩年，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尾崎秀實到上海擔任《朝日新聞》常駐特派員，不久與魯迅、宋慶齡以及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在共同理念的基礎上成了朋友，這為進行反法西斯偵察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上海虹口區的日租界內，日本設立了一所東亞同文書院，目的是培養一批侵華文化特務，戰時幾度組閣擔任首相的近衛文麿就曾兼任過這個學院的院長。留日歸來的著名政治經濟學家、中共地下黨員王學文此時在院內任教，他發現有些日本青年對國內軍閥、財閥有反感情緒，便向他們傳授馬克思列寧主義，使這些人認識到軍閥侵華的罪惡，並秘密介紹他們加入了中國共青團。

　　經過王學文牽線，中西功、西裏龍夫等10余名青年同尾崎秀實建立了密切關係，並把這個日本革命記者當成導師。這批人後來成為向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提供重要情報的諜報人員，其中有幾人還成為日本共産黨的中央委員，這充分顯示出政治信仰在地下工作中具有的巨大威力。

　　戰爭開始後，近衛文麿兩度組閣，將被日本政界稱為“支那通”的尾崎秀實調到身邊擔任秘書，重要文件都交由他保管。尾崎秀實就將其中的內容秘密傳給德國籍蘇聯情報員佐爾格，有關中國的一些內容也發給中共中央。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軍部急需情報分析人員。經尾崎秀實介紹，中西功被研究中國情報的最大特務機構“滿鐵總社調查部”錄用，不久又被派到上海任分部負責人。西裏龍夫則被派到南京擔任隨軍記者，接著又到派遣軍司令部擔任情報分析員。中西功的另外兩位同志也被介紹到中國。

　　中西功把侵華日軍各方面情報蒐集匯總起來，再接收尾崎秀實從日本發來的對中國戰場決策的情報。因此，日軍在中國戰場想採取什麼重大行動，延安預先獲取了不少情報。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國對蘇聯發起進攻，不久兵臨莫斯科城下。如果日本北上攻蘇，中國的抗戰處境將更加艱苦，世界有可能進入黑暗時代。關鍵時刻，在首相身邊的尾崎秀實得知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通過佐爾格迅速發電，使史達林決心西調遠東軍20個精銳師，在莫斯科危急時刻扭轉了戰局。

　　1941年到1942年間，由於缺乏嚴格管理等原因，佐爾格、尾崎秀實、中西功、西裏龍夫等相繼被捕。受審時，中西功不否認自己的真實身份，並闡述自己做法的合理性。由於本身就是日本的情報人員，掌握大量事實數據，在審訊時無可辯駁地説明瞭侵略戰爭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

　　在特高課監獄中，西裏龍夫被審訊者尊稱為“教授”，他以雄辯的口才把審訊室當成講堂，受審時竟出現授課式的場面——被審者進入審訊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説：“今天，講一下世界共産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審問者則像小學生一樣洗耳恭聽，並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後來，還出現了這樣令日本法庭尷尬的場面。集體庭審時，中西功和西裏龍夫等人侃侃而談，論證反對侵略戰爭的正義性，警視廳官員和看守們都愣著聽講，主審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斷講話：“此處不是宣傳共産主義的講壇，今天閉庭……”

　　1944年11月，日本法庭下令將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處以絞刑，對中西功、西裏龍夫等人判處死刑。幸運的是，中西功、西裏龍夫在獄中筆耕不息，撰寫《中國共産黨史》，特高課感到資料對工作有參考價值，將死刑推遲執行讓他們繼續寫作。

　　1945年8月15日，正當日本特高課認為中西功等人已無保留價值而準備處決時，突然聽到廣播中日本接受投降詔書的消息。根據盟國的要求，戰爭結束後日本當局必須釋放全部政治犯，中西功和西裏龍夫幾個倖存者終於出獄。

　　據中西功的夫人中西芳子回憶，1973年中西功患病彌留之際，最後懷念的仍是在上海的鬥爭歲月，他斷斷續續地説：“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共和國……” 在他東京墓園的墓誌銘上寫著：“為全世界人類的解放事業，獻出了最後一滴血！”

　　（作者係國防大學教授 徐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