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各國圍繞安全架構建設展開博弈，東亞峰會、亞信會議為亞太安全未來提供框架 中美戰略互動決定亞太安全前景

　　編者按

　　在中國國際關係學會指導下，由上海市國際關係學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文匯報社和浙江省桐鄉市人民政府共同舉辦的第七屆“金仲華國研杯”青年學者論壇近日在浙江桐鄉舉行，與會專家就當前國際秩序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等熱點話題展開討論，併為本屆論壇學術徵文活動的獲獎者頒獎。

　　本文為一等獎獲獎論文的部分節選。

　　2010年之後，亞太安全領域進入了動蕩變革的新時期，傳統安全熱點問題升溫，非傳統安全挑戰層出不窮，地區安全風險不斷累積。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能夠應對現實安全挑戰的新型地區安全架構，已經成為地區國家的普遍共識。然而，由於亞太地區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以及亞太各國對於地區安全架構的理解和設計方面所存在的明顯分歧，使得未來地區安全架構的發展前景變得極不明朗。

　　 安全模式建設呈現多元格局

　　從屬性上看，當前亞太地區的熱點安全問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冷戰遺産。冷戰雖然已經伴隨蘇聯解體而宣告終結，但作為兩大陣營對抗的前線，東亞地區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殘余冷戰結構，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朝鮮半島問題、中國臺海問題以及亞太地區廣泛存在的領土爭端等。冷戰遺産所引發的安全問題大多為與領土主權密切相關的高政治議題，是當前地區安全的最大風險。

　　第二，結構性戰略衝突。亞太地區作為當代大國利益的重要交匯點，已經圍繞著關鍵資源和戰略利益，形成了複雜的競爭關係，從而人為地製造或放大了地區間既有的安全矛盾。其中美國所奉行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對於地區安全影響最為明顯，部分地區中小國家在域外大國的挑動下投身於地區資源的激烈爭奪，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海洋和大陸架劃界問題上的複雜爭端。

　　第三，恐怖主義、金融風險、毒品走私、環境惡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嚴峻挑戰，直接影響地區國家的國內政治和社會穩定。

　　由於各種力量和利益的相互掣肘，使得上述問題解決的難度成倍增長。共識的缺失使域內外大國及地區中小國家圍繞著安全架構建設展開了複雜的博弈，最終造成了亞太地區安全模式建設的多元化格局。

　　安全領域形成六種模式雛形

　　基於安全問題形成原因的差異化認知，以及對於地區安全問題解決路徑的不同實踐，在地區國家的推動下，亞太安全領域逐漸形成了六種機制性的安全模式雛形：

　　一、同盟體系模式，即美國在冷戰時期建立的亞洲“軸輻”式同盟體系在當代的延續。其基本結構是以美國為核心，以美國與日、韓、澳、菲、泰等國的同盟關係為基礎，依靠美國霸權處理亞洲安全事務，其基本目標是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該模式被美國政府視為“亞洲安全的基石和亞太地區繁榮的基礎”。

　　二、東亞峰會模式，即建立以東亞峰會為核心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在2011年美國加入峰會之後，以日韓澳新的同盟關係為基礎，逐步掌握了峰會的議程設置權，通過各種方式提升其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行動能力。該模式是域外國家主導亞太安全議程的主要方式。

　　三、中美共治模式，即以中美兩國在安全領域的協調與合作為基礎，共同為亞洲安全體系建設提供頂層設計。在中美形成廣泛共識的基礎上，建立區域內大國協調機制，並且在尊重中小國家平等權利和地位的基礎上建構新的制度化安全體系。其建設的關鍵在於在中美在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礎上實現地區安全領域的“共治”局面。

　　四、亞信會議模式，即以亞信會議機制為核心，充分發揮上海合作組織在地區安全領域的作用，建立由亞洲大陸國家主導的地區安全體系。該模式將充分運用亞信會議機制所提供的泛亞安全基礎性框架，實現由亞洲國家管理亞洲安全的歷史性目標。在該模式中，中國所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將扮演重要角色，充分結合大國作用與中小國家訴求，建立新型集體安全體系。

　　五、次區域協調模式。該模式的基本構想是承認當前亞太空間的分散化狀態，且認定建立跨區域安全機制的目標難以實現的情況下，盡可能推動在不同次區域空間中建立小範圍的安全合作機制，以應對不斷出現的具體安全問題。在相關次區域機制穩定之後，逐步建立各次區域機制之間的聯繫，形成網路化的機制結構。

　　六、東盟主導模式，即由東盟主導亞太安全議程的“小馬拉大車”模式。隨著近年來地區大國戰略競爭加劇，東盟在安全領域的空間迅速縮小，大量新安全問題的解決難度逐漸超過東盟的能力範圍，該模式的發展潛力已接近極限。

　　中美互動構建安全基本框架

　　複雜的地區安全局勢對新的亞太安全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的亞太安全架構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方面的條件：第一，有能力處理殘余的冷戰結構，使之不再成為地區安全的威脅；第二，能夠有效協調與安置亞太地區大國的戰略利益，併為地區中小國家所接受和認同；第三，能夠為亞太地區安全領域提供充足的公共産品，有效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對亞太國家的挑戰。

　　根據這樣的安全需求，我們不難發現，因為同盟體系模式仍然奉行冷戰思維，而次區域協調模式則立足於維持現狀，顯然難以成為未來地區安全架構建設的主流。東盟主導模式則因發展潛力有限，基本上只能扮演過渡性角色。

　　然而，其他三種安全模式都抓住了新時期亞太安全架構建設的關鍵，即通過各種機制化方案，將中國和美國這兩個最重要的行為主體納入共同框架內，以此為基礎規劃新的戰略秩序和行動機制。可以説，這三種模式都能夠滿足地區安全架構的總體要求，有條件為未來的亞太安全架構提供基本框架。當然，美國更加傾向於借助東亞峰會主導亞太安全事務，中國則更願意充分發揮亞信會議機制的作用。中美共治模式則由於兩國尚未就新型大國關係模式達成一致，而仍然停留在理論設計的層面上。

　　亞太安全領域的機制競爭態勢在很長時間內難以改變，地區安全架構的構建必然將會受制于地區大國尤其是中美兩國的戰略選擇與戰略互動。然而，因為未來安全架構的方向與模式已經較為穩定，其前景基本上也集中于三種機制建設模式之中。因此，只要中國能夠在地區安全問題上明確戰略目標，以中美關係為重點，細緻籌劃，穩步推進，創建新型安全架構的目標就必然能夠實現。

　　(封帥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