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 瑜

　　週末特別策劃

　　“海洋調查是海洋事業發展的基礎，也是認識海洋的第一步。” 在“6·8”世界海洋日之際，國家海洋局海洋科學技術司調查保障處處長高學民為正“睡大覺”的數以億計的海洋調查資料而心焦。他説，我國已有幾十年海洋調查工作積累，“只有讓調查資料得到最大限度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實現海洋調查的效益最大化”。

　　缺乏統一管理協調機制

　　從天津城鐵站坐兩站地鐵，就能抵達國家海洋資訊中心。外墻已被歲月侵蝕掉了原來的色彩，略顯陳舊的室內裝修透出濃厚的年代感。

　　今年1月8日，中國海洋大學退休教授賀明霞走進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單位，在海洋圈內浸淫多年的他當然“識貨”——作為我國海洋資訊重要匯集地的資訊中心，擁有國內一流的恒溫恒濕機房。他希望將自己大半輩子積累的海洋遙感數據“搬個家”，之前個人光碟、硬碟中的寶貝都被鎖在鐵皮櫃子裏。

　　當天參與接待賀明霞的國家海洋資訊中心數據管理中心主任魏紅宇對此事印象深刻，因為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主動找到府來送資料的專家。

　　當代海洋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於系統的、高可信度的、長時間序列的基本科學數據，在花費上千萬乃至億元的海洋調查中，數據是成果的最終體現。

　　但高學民説，數據資源分散在各部門、甚至保留在個人手中並不鮮見。比如，1958年全國海洋普查時獲得的一部分生物資料，至今仍掌握在少數專家手中。隨著專家的離退休，資料面臨著繼承使用的問題。

　　對於海洋資料的管理和服務，並非沒有制度約束。

　　上世紀80年代，國家海洋局頒布實施了《國家海洋局海洋資料報送規定》《國家海洋局海洋資料管理和服務規定》等相關規定，20世紀90年代後，為了統一資料管理，各專項分別制定了相應的資料管理辦法。

　　“但海洋數據並沒有統一的歸口部門。”高學民説，海洋調查是一種需要不斷積累的實驗型學科，資訊的溝通和交流尤其重要，但目前國內海洋調查活動涉及多部門多行業，包括國家海洋局、海洋地質調查局、科技部、中國科學院、教育部、交通部門和漁業部門等，各單位根據各自需要確定調查時間、測線及調查要素等，因為缺少溝通協調機制，也沒有國家的海洋調查規劃作為指導，各個海洋調查專項之間缺少銜接，重要海區的海洋基礎性資料仍處於空白狀態，部分專項設計的調查內容與其他專項出現簡單重復，調查效率不高。

　　以黃河口為例，7年間，不包含近岸海洋工程類調查和地方性調查，國家不同部門共開展調查20余次，存在許多簡單重復。

　　“死庫”的“虛假”繁榮

　　在百度輸入“海洋調查 數據庫”幾個關鍵字，相關結果過百萬。

　　隨著資訊技術快速發展，海洋資料的管理和服務方式也發生了巨大改變，海洋資訊基礎平臺建設得到加強，一些政府專業部門、研究院所和部分高校建設了規模不等、應用程度不同的海洋數據庫群和共用服務平臺。

　　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以海洋調查起家，50多年來積累了豐富的海洋調查經驗和調查成果。該局副局長于斌説，分局也有資訊中心，但他坦言，即使在分局內部，也沒能實現數據共用，數據庫有點像檔案館。

　　高學民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一些項目支援下建設的專題數據庫系統遍地開花，但專題系統獨立性強，通用性差。

　　“強制不了，因為經費來源不一。”于斌舉例説，南海分局一年的海洋調查經費上億元，不僅有國家課題，還有橫向課題。

　　內部之間難以流通，部門之間、單位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更加困難。

　　作為國家海洋局系統海洋調查數據的歸口部門，資訊中心這些年一直在推動建立海洋調查資料共用制度，規定調查結束後的資料提交時限。

　　“不少單位沒按時交。”魏紅宇説，談起數據共用，大家都控訴他人不共用，但往往又希望在拿到別人的數據時，不被拿走自己的數據，“大家有一種普遍心態，數據捂在自己口袋裏是最安全的，而且不定什麼時候就能成為競爭項目的重要砝碼。”

　　在海洋調查領域工作30餘年的于斌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能實現共用，都是因為條塊分割導致的利益糾葛”。

　　他説，2000年以前，國家對海洋投入少，如今投入多了，大家一窩蜂地跑去搞數據，也就是海洋調查。

　　“因為錢多，能解決吃飯問題。”于斌説。

　　即使提交了數據，真正能長期業務化運作的數據庫寥寥無幾，半途而廢或流於形式的“死庫”卻到處可見。

　　高學民告訴記者，深層次的原因是目前我國海洋調查經費主要是專項經費，尚未列入國家財政固定科目，數據庫建設受項目驅動，一次性投入與長期維護運作相脫節。因為缺乏穩定的資金保障，海洋調查無法實現常態化，不能滿足海洋開發和環境保護對數據的持續需求。

　　對比國外先進國家，一般5—10年就開展一次綜合性大調查。美國曾提出，要把全世界四分之三的海岸線調查得如同自己的後花園。

　　灰色地帶遊走的管理尷尬

　　在採訪中，不少一線海洋調查人員也表示，提交數據積極性不高，一個重要原因是，資訊共用機制沒有建立起來，數據匯總到有關部門後，仿佛進入“黑洞”，要拿出來很難。

　　“我們相當於倉庫保管員，大家拿不到東西就會罵保管員，就像到餐館用餐，點了的菜上不來就罵服務員。”魏紅宇也有煩惱：海洋數據背後是艱苦的工作和高昂的成本，因此海洋數據資料顯得特殊，這也導致其在使用中的公益性、有償性、保密性有時無法明確界定。

　　他告訴記者，如果有人要使用海洋調查資料，可以按規定先提出申請，將用途填寫清楚，經過技術審查、資料主管部門審批後，可以獲得資料拷貝件，對目前沒有獲取的或者暫時不能提供的數據也會做出説明。

　　但他也感慨，資料中有些涉密、有些不涉密，管理者遊走在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要看好家並不容易。

　　目前海洋調查資料密級規定主要依據1996年國家海洋局和國家保密局聯合下發的“海洋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然而隨著海洋調查資料內容增加，類型不斷更新，該規定已無法滿足海洋資料管理工作的需求，給實際資料管理工作造成很大困難，影響到資料的使用和安全。

　　高學民説，國家海洋局正在徵求各方意見，有意給不那麼敏感的海洋環境資料“鬆綁”，面向社會開放。

　　談及數據共用方式，魏紅宇説，他們正在推行基於雲計算技術的數字海洋應用服務系統測試版，其最大特點是能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舉例説，使用者可以在系統平臺上調用數據，實現1+1=2，最終只拿走算出來的“2”，“1”得留下。

　　今年年初，國家海洋局、國家發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聯合發佈《關於加強海洋調查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應建立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與其他部門、地方政府間海洋調查資料清單交換機制。

　　高學民認為，這是加強海洋調查資料管理的第一步。

　　他同時呼籲加快成立國家海洋資料管理協調委員會，審議、制定我國海洋調查資料管理與共用規劃，對我國海洋資料工作進行宏觀調控、指導和監督；建立國家和地方涉海部門之間的海洋調查資料共建共用機制，明確共建共用的內容、方式和責任，統籌協調海洋調查數據採集分工、持續更新和共用服務等工作，保障海洋調查資料匯集渠道暢通。

　　（科技日報北京6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