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曉帆

　　三大體系科學精細設計

　　“今年不敢吃的東西太多了，西瓜、草莓、番茄……”5月30日，在水果攤上挑選水果的市南區居民王嬙很是頭疼，不知道該給放學的孩子帶什麼水果回家。

　　即墨“問題西瓜”經抽檢發現含有國家明令禁止在瓜菜上使用的高毒農藥“涕滅威”、昌平“毒草莓”被檢測出含有除草劑乙草胺……今年以來，食品問題如今已經從原來的“九龍治水”收歸到一處，史上最嚴的《食安法》出臺，但食品安全問題仍然層出不窮，“今後不知道該吃什麼”依舊是困擾公眾的頑疾。那麼，究竟是哪些環節出現了紕漏呢?

　　青島農業大學園藝學院副教授程斐説，中國瓜果蔬菜的基本組織單位目前主要是一家一戶農民自行生産為主，點多面廣，而且從生産基地到最終消費者餐桌，還涉及運輸、批發、零售等多個環節，單靠一個部門和為數不多的公務人員進行監管，工作鏈長、量大，有很大難度。

　　“大中城市不能僅僅依靠一部食安法來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應該從生産體系、流通體系、監管體系上進行科學精細設計。”程斐認為。

　　他説，以即墨“問題西瓜”為例，品質問題是瓜農違規使用了在瓜菜中禁用的氨基甲酸酯類農藥涕滅威，而這種農藥需要氣相色譜儀或液相色譜儀甚至氣質聯用儀才能檢測出。“這些儀器價格在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萊陽龍大集團公司是我省最大的蔬菜出口企業之一，為保證出口蔬菜品質，他們很多年前就按照日本肯定列表制的檢測要求購買了一套農藥檢測儀器，當時大概花了500多萬人民幣，而且這些儀器對實驗室要求高，需要很專業的檢測人員操作。”程斐説，省內大中城市果蔬市場點多、面廣、單個攤位貨量又小，一般的市場只具有有機磷等少數農藥的簡單設備條件，面對我國眾多的農藥品種顯得束手無策，每個市場都配備這麼高級的檢測設備確實沒有可操作性。

　　以可追溯制度為利器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青島市民到農貿市場攤位買菜時，很少有人問菜是哪兒生産的，生産條件如何。農貿市場中的蔬菜，除了馬家溝芹菜等知名品牌以外，市民並沒有渠道追溯到所選購蔬菜的産地和生産商。

　　“我一直呼籲要建立城市農産品市場準入機制，就是我們的批發市場不能像現在這樣，如同一個大地攤，誰願意來賣就賣，願意賣啥就賣啥，而是要建立嚴格的農産品品質標準體系和可追溯制度以及召回制度。”程斐説，這就要求對進入城市的果蔬生産者、一級批發者進行資質審查，符合一定條件的農産品公司、農業合作社、農業生産大戶生産的品質合格的果蔬産品才有資格進入城市一級果蔬批發市場，並同時要求其提供生産流通檔案。如果抽檢出問題，立即進行倒查，迅速召回問題産品，把傷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和最小範圍，並可據此追究其責任，取消其資質。

　　對於購買果蔬等農産品的消費者來説，保障自身權益的最有效、最直觀的利器，就是可追溯制度。“一棵菜，我只要找到編碼，就可以查到流通者、生産者、生産基地以及生産時間、流通時間、流通去向。”程斐説，同一個基地、同一個生産者、同一批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一級批發市場，編碼有唯一性，就跟青島啤酒一樣，任何一瓶啤酒，就可以根據生産編碼，查到哪個分廠、哪個班次、哪個人當班生産的。

　　目前，城市農産品市場準入機制和可追溯體系在青島已經初步建立，撫順路蔬菜批發市場、華中蔬菜批發市場和城陽蔬菜水産品批發市場已全面推行農産品市場準入制度，以後將擴展到青島市所有農産品批發市場、農貿市場和商場超市，但是我們還缺乏像日本肯定列表制那樣的品質標準和制度。

　　發展適度規模生産經營

　　目前，國家的農業推廣體系還是比較薄弱，農業工作環境差、收入低，因此農業大學畢業的學生很多不願意從事這一行業，而政府農業技術推廣部門人員少，事情多，技術服務難以覆蓋所有到身處産業鏈末端的種植戶。

　　“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發展適度規模的生産經營，比如農業種植公司、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程斐説，這樣做也有利於建立責任追究制度，保護消費者權益，因為規模化生産者相比單個農戶，承擔責任的能力更強，而且規模越大，承擔責任的能力越強，一個註冊資金100萬元的公司和一個註冊資金1000萬元的公司，承擔責任的能力和要求是絕對不一樣的。同樣品質和價格的農産品消費者肯定願意選承擔責任能力強的生産者和流通者。畢竟，一旦出問題，賠付能力是天壤之別的，消費者維權難度也不一樣。

　　在市場和監管職責分工方面，青島可以借鑒上海的做法，農産品生産和流通由企業負責，走市場化的路子。政府最主要的職責是做好農産品市場的規劃佈局、品質抽檢和市場監管。此外，通過政策和資金扶持企業建立本埠生産基地和外埠合同生産基地，積極引導規模化、標準化農業種植公司、合作社、家庭農場發展。“公司+合同基地的模式，可以有效保障農産品品質，也便於市場監管。”程斐説。

　　此外，程斐呼籲，在主要農産品品質標準設置，生産者流通者的生産條件、流通條件標準方面，國家的立法還需要進一步健全。“農産品品質標準，日本建立了肯定列表制，對數百種農藥的使用、殘留量做了嚴格標準，我國可以借鑒。我國既要有生産者資源選擇的有機標準、綠色標準，還要有必須執行的基本標準。”程斐説，此外，對生産者流通者的生産條件、流通條件，國家也需制定標準、建立認定機制，對生産基地的土壤、空氣、水、肥料、農藥、生産檔案等要素和環節制定標準、規程，並據此對生産者的生産資質進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