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我國對外援助的主要任務是優化對外援助結構，在鞏固傳統援外方式的基礎上，積極推進援外方式創新。

　　新形勢新要求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全世界對中國的期望大大提高，“十三五”時期，如何更有效地運用對外援助等經濟資源與權利成為中國面臨的重大歷史性挑戰之一。

　　服務兩個大局，推動互利共贏的對外關係穩定協調發展。

　　“十三五”時期，我國對外經貿關係將面臨嚴峻挑戰。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國際市場需求放緩，我國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的難度加大。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前有發達國家堵截，後有發展中國家追擊，我國將遭遇更加嚴峻的貿易摩擦。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TTIP）正在重構國際貿易規則，大國國際規則博弈使得中國面臨被邊緣化。就國內經濟而言，我國經濟正處在增長速度、結構調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個階段疊加期。中國主動適應世界經濟新常態，加快轉型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可持續增長。新時期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對我國對外援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外援助應服務於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圍繞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服務國家利益，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謀劃，推動改革創新，理順體制機制，調動各方資源，形成發展合力。

　　深化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繁榮。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進入深層次調整。新興經濟體正在崛起，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佔世界經濟比重不斷擴大，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治理話語權增加。東盟、中亞、拉美和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可小覷，成為大國角逐政治的同盟對象。為改善全球治理機制，區域經濟合作形成發展潮流。我國國內的體制改革滯後，對新一輪全球化還不適應，同其他新興經濟體一道面臨被邊緣化風險。我國對外援助必須堅持正確義利觀，與發展中國家共同編織更緊密的利益網路，創新合作模式，深化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真心實意地幫助發展中國家減貧脫困，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努力使發展中國家對我國更加友善、親近、認同和支援。

　　履行大國責任，提升國際形象。

　　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加速變革，我國逐步走向治理前臺。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降，中國經濟實力則相對上升，全球治理模式也實現了由G8向G20的轉變，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事務中的發言權有所提升。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崛起，世界各國對我國經濟發展産生各種疑慮，全球貿易失衡、發達國家失業、氣候等問題有時被認為同中國因素相關。中國機遇論、中國威脅論和中國責任論屢屢被提及。如何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同時承擔好大國責任，應對各種輿論的挑戰，是我國在新時期面臨的複雜的環境。發展對外援助成為我國承擔好大國義務的重要議題，是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新焦點。我國對外援助需要順勢而為，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權利與義務相平衡，合理承擔國際責任。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發展議程制定，不斷提升話語權和影響力。

　　發揮先導作用，拓展國際發展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實施的市場多元化戰略，我國對外貿易逐步改變依賴西方少數發達國家的局面，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佔我國對外貿易的比重上升，我國同自貿區內的貿易增長迅速，與拉美和非洲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經營成為市場多元化的重要措施之一。我們要把握髮展中國家上升期和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進一步鞏固傳統市場，深入開拓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市場，實現優勢互補、錯位競爭，深入參加國際産業鏈分工，提升參與國際分工的水準。我國對外援助要發揮先導作用，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受援國發揮“鋪路搭橋”功能，形成與受援國優勢互補的産業鏈分工格局。

　　改善和營造有利於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瓦解敵對勢力圍剿，爭取一切力量支援，特別是周邊發展中國家的支援。

　　政治安全是我國深入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保障。隨著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的周邊環境也在發生變化。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搭上亞太經濟高速發展的順風車，同時抑制中國的影響力，美國高調重返東南亞，不斷提升美日、美韓等雙邊同盟關係，維持美國在東亞地位的主導性優勢地位。美國通過軍事同盟和經濟手段（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實施重返亞洲戰略，中國在南海、東海和多個國家存在領土紛爭，且久拖不決。在這種背景下，應根據周邊環境和國際格局的變化調整對外援助戰略，以持續有效地發揮對外援助的戰略作用。

　　新問題新挑戰

　　缺乏全面的援外發展戰略，與大國意識不相匹配。

　　援外決策缺乏頂層設計和長遠戰略，更關注援助對象主體間的利益權衡，缺乏地區及全球視角，項目抉擇缺乏主動性，疏于大思路、大方案。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國際援助體系、理念、主體、領域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對外援助體系、理念、理論研究等方面發展滯後，中國對西方對外援助體系研究不夠，也還沒有形成一套較為完整、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水準的對外援助理論體系。

　　對外援助與經濟外交缺乏有效配合。

　　我國對外開放與對外援助緊密聯繫。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經濟合作方式多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同發展中大國的地位相比，我國對外援助規模較小，援助方式單一，指導思想還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為政治和經濟服務上，已經難以適應國家發展需要。新形勢下，我國對外開放戰略有很大變化，為國家大利益服務成為我國對外開放體系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這是指導我國調整對外援助戰略的根本大綱。傳統以援助促貿易、促進投資的思維模式已不適應當前形勢發展，圍繞國家大利益，對外援助無論在利用動態比較優勢、突出重點國別領域，還是在算清國家利益大賬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政策調整空間。

　　對外援助管理體系和管理能力建設滯後。

　　我國對外援助管理體系建設明顯滯後於形勢變化。在配套制度、統籌協調、基礎投入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問題。法律建設滯後，跟不上形勢，缺乏獨立統一的對外援助法律法規；國內對外援助管理體系不健全，缺乏獨立的管理和執行部門，協調難度大、成本高、效率低；在外部協調方面，缺乏與其他援助國以及多邊援助機構合作，大大降低了對外援助的有效性；在執行方面，往往多個部門共同執行項目，經常有重復執行或權責不明確等現象；在監督和評估方面，我國至今還沒有一套科學系統的援助監督和評估體系；在基礎投入方面，管理人員數量和結構不盡合理，用於基礎建設的保障嚴重不足。

　　對外援助與我國大國形象不相協調。

　　我國對外援助一直在相對封閉的系統中運作，在效果擴散、國際合作、輿論引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在項目評估方面，受援國對我國援助項目參與有限，導致技術外溢、經驗推廣的效果有限，受到較多質疑。在國際合作方面，我國對外援助長期游離于國際發展合作體系以外，難以在國際平臺發揮建設性作用，贏得話語權。在輿論引導方面，手段較為單一，宣傳效果不甚理想。

　　新任務新目標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新時期我國對外援助發展戰略明確了方向和任務。

　　中國是大國，同世界其他大國一樣，要有大國的擔當，盡大國的責任，這是歷史的使命，也是自身發展的需要，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也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慎重承諾。中國國力有限，援助項目實施要量力而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應不斷增加對世界的貢獻，對外援助資金將逐步擴大，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産品，這是中國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

　　新時期，和平與安全、社會服務、共同發展與人道主義等多元平衡是中國對外援助的戰略目標。具體來説有六大戰略目標：升級南南合作，提升中國的影響力；堅持正確義利觀，履行大國責任；注重民生進步，推動多元平衡；互利共贏，實現共同發展；參與全球治理機制，增強話語權；推進和平發展，維護中國在全球的利益。

　　升級南南合作，提升中國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同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水準和層次，增強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能力，豐富南南合作的內容，拓展南南合作方式，使南南合作在國際發展議題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促使發達國家重視發展中國家訴求，縮小南北貧富差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夯實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基礎。

　　堅持正確義利觀，履行大國責任。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産業升級，做到“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選擇政治上對我國友好、在國際上影響力較大、經濟條件好、制度優越、有合作前景的發展中國家作為我國援助核心目標，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制度建設和政府治理能力、環保等方面的合作，積極參與應對南北貧富差距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糧食危機、流行疾病等全球面臨的挑戰，開展人道主義援助，提升我國的大國形象和影響；在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結構和格局的調整中，實施國際人脈網路工程，形成遍佈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網路，維護全球華人的利益，同發展中國家一起推動國際新秩序的建立，為發展中國家營造一個更為公正和平的發展環境。

　　注重民生進步，推動多元平衡。推動最低收入國家民生進步作為經濟外交工具，以我為中心，以我為主，把其中政治上對我國友好的重要貿易夥伴、承包工程市場、投資地國家作為重要援助對象，納入我國的人脈工程，積極幫助這些最低收入國家改善民生，促進受援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發揮經濟外交、貿易、投資及合作的綜合效應，強化我國在這些國家的商業和利益沉澱。

　　互利共贏，實現共同發展。新時期，世界經濟進入新常態，外部形勢更加嚴峻，我國的國際訴求增多，國內外貿依存度較大，要素成本上升，産能過剩，能源資源短缺，環境約束加大，企業跨國經營參與全球化。發展中國家處在工業化初期，市場規模、資源稟賦、增長潛力巨大。應積極參與發展中國家建設，促進産能轉移，切實抓住利益契合點，與發展中國家深化政治經濟合作，加強文明交流，實現互利發展、共贏發展和合作發展。

　　參與全球治理機制，增強話語權。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國的影響力在上升，但由於多種原因，我國的議題設置權、話語權不大，實力不硬，號召力不強，在很多領域難以發揮主導作用。我國應以國家利益為中心，以全球發展戰略為中心，以國家安全為中心，積極開展經濟外交，有效利用多邊平臺，塑造好大國形象，提升影響力和號召力，爭取國際組織和發展中國家的支援，參與國際規則的重建，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

　　推進和平發展，維護中國在全球的利益。

　　我國對外援助的基本任務是配合新時期經濟外交戰略全局，積極推動實施互利共贏開放戰略、“一帶一路”、京津冀一體化、自貿區、周邊互聯互通、走出去和市場多元化等重大戰略，將對外援助納入開放型經濟體系建設，重構法律法規體系，統一領導，歸口管理，提升決策和管理能力，根據國家的經濟實力，有效地運用援外資源，優化資金配置，創新援助方式，提高對外援助的品質和效益，提升戰略能力，為國家大戰略服務，提高援助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在全球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未完待續）

　　（作者係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