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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討薪何時不再悲情?

  • 發佈時間:2015-05-06 05:18:16  來源:農民日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王曉曄

  從“悲情”討薪到公力救濟,從多樣化的討薪方式到有效的公力救濟,農民工要走的路還有多長?在力倡社會公平、力建法治社會的時代背景下,農民工討薪的話題依然沉重。

  近幾十年來,在經濟高速發展、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的同時,也産生了一些社會問題。備受關注的當屬農民工群體的薪酬拖欠問題。農民工討薪一直以來都是繞不開的社會話題。

  從實際看,跳樓、下跪、到政府部門陳情、求助媒體或召開新聞發佈會等討薪方式,都沒有跳出私力救濟的範疇,其手段都是通過吸引公眾眼球、借媒體施壓以保障其經濟利益不被剝奪。

  傳統悲情方式討薪,以硬碰硬的表現形式,在給農民工自己造成重大心理傷害的同時,也讓社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反覆多次的以生命相威脅,將農民工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使悲情討薪愈來愈難。政府針對農民工討薪,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有的地方還成立專門工作機構,配備專門工作人員。即使如此,在不少地方,負責為農民工投訴提供接待服務和負責辦理農民工討薪事宜的組織,也面臨身心疲憊、無能為力的窘境。一些過激行為,深深刺痛了這些組織的工作人員,“出力不討好”“裏外受氣”成了他們的工作常態。相比之下,新穎的討薪方式,如召開新聞發佈會等顯得更加“溫情”、理性和文明,也更易於獲得公眾的認可。

  討薪方式從悲情向“溫情”的轉變,其實伴隨著討薪群體觀念的變化。有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70%,已經成為討薪大軍中的主力軍。被打上“農村戶籍”烙印的他們,卻人人都有一個“城市夢”。討薪對於他們,不再是單純的金錢博弈。他們更善於利用網路平臺,將流行元素和他們的利益訴求相結合,借“秀”的過程表達自己的情感,維護自己的尊嚴,並嘗試融入城市生活。這種討薪“秀”,取代弱者心態的下跪、輕生,在讓農民工維權“抬起頭”的同時,也更具理性。

  誠然,這是積極的解釋,是從農民工觀念的變化看討薪形式的變化。如果説其變得更加理性、文明,是一種進步,那麼反過來説,從悲情到“溫情”、從激進到理性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種妥協。

  悲情也好,溫情也罷,農民工沒有選擇公力救濟的渠道而“捨近求遠”地選用私力,背後是他們的無奈。因為,公力救濟成本高、週期長、程式繁雜、時效性差。《中國日報》在2015年1月15日報道了一例農民工討薪案:重慶籍農民工劉仲凡,經歷8個程式、20余次庭審,終於在939天后拿到了2011年被拖欠的13057元工錢。有人估算,他在討薪過程中付出的成本遠高於最後拿到的工錢。當然,這還可能僅僅是他20余次往返庭審現場的吃住行花銷,頂多再連上因此而造成的誤工費,如果再加上他長達近三年的討薪過程應該得到的精神傷害賠償,數字還要成倍增大。而對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説,與其把時間浪費在訴訟或是信訪上,他們寧願選擇尋求下一個機會掙下一筆錢,也不願再重復劉仲凡的經歷,當“劉仲凡”第二,更不願接受職能部門、公職人員的推諉扯皮再給他們帶來次生傷害。繁雜的程式更是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法律知識極度匱乏的他們望而卻步;即使痛下決心訴訟,甘願經歷這繁雜的程式,其結果卻仍然是未知數。為討薪付出的成本遠大於能夠討到的最多的工錢,在現實的中國,恐怕不只是個案。一個又一個“優秀”討薪方案的實施,又在一次又一次地促成政府不得不有所作為。“鬧大”的維權邏輯在一天天地變強、變硬。

  從“悲情”討薪到公力救濟,從多樣化的討薪方式到有效的公力救濟,農民工要走的路還有多長?在力倡社會公平、力建法治社會的時代背景下,農民工討薪的話題依然沉重而不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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