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曄

　　從“悲情”討薪到公力救濟，從多樣化的討薪方式到有效的公力救濟，農民工要走的路還有多長？在力倡社會公平、力建法治社會的時代背景下，農民工討薪的話題依然沉重。

　　近幾十年來，在經濟高速發展、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的同時，也産生了一些社會問題。備受關注的當屬農民工群體的薪酬拖欠問題。農民工討薪一直以來都是繞不開的社會話題。

　　從實際看，跳樓、下跪、到政府部門陳情、求助媒體或召開新聞發佈會等討薪方式，都沒有跳出私力救濟的範疇，其手段都是通過吸引公眾眼球、借媒體施壓以保障其經濟利益不被剝奪。

　　傳統悲情方式討薪，以硬碰硬的表現形式，在給農民工自己造成重大心理傷害的同時，也讓社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反覆多次的以生命相威脅，將農民工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使悲情討薪愈來愈難。政府針對農民工討薪，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有的地方還成立專門工作機構，配備專門工作人員。即使如此，在不少地方，負責為農民工投訴提供接待服務和負責辦理農民工討薪事宜的組織，也面臨身心疲憊、無能為力的窘境。一些過激行為，深深刺痛了這些組織的工作人員，“出力不討好”“裏外受氣”成了他們的工作常態。相比之下，新穎的討薪方式，如召開新聞發佈會等顯得更加“溫情”、理性和文明，也更易於獲得公眾的認可。

　　討薪方式從悲情向“溫情”的轉變，其實伴隨著討薪群體觀念的變化。有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70%，已經成為討薪大軍中的主力軍。被打上“農村戶籍”烙印的他們，卻人人都有一個“城市夢”。討薪對於他們，不再是單純的金錢博弈。他們更善於利用網路平臺，將流行元素和他們的利益訴求相結合，借“秀”的過程表達自己的情感，維護自己的尊嚴，並嘗試融入城市生活。這種討薪“秀”，取代弱者心態的下跪、輕生，在讓農民工維權“抬起頭”的同時，也更具理性。

　　誠然，這是積極的解釋，是從農民工觀念的變化看討薪形式的變化。如果説其變得更加理性、文明，是一種進步，那麼反過來説，從悲情到“溫情”、從激進到理性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種妥協。

　　悲情也好，溫情也罷，農民工沒有選擇公力救濟的渠道而“捨近求遠”地選用私力，背後是他們的無奈。因為，公力救濟成本高、週期長、程式繁雜、時效性差。《中國日報》在2015年1月15日報道了一例農民工討薪案：重慶籍農民工劉仲凡，經歷8個程式、20余次庭審，終於在939天后拿到了2011年被拖欠的13057元工錢。有人估算，他在討薪過程中付出的成本遠高於最後拿到的工錢。當然，這還可能僅僅是他20余次往返庭審現場的吃住行花銷，頂多再連上因此而造成的誤工費，如果再加上他長達近三年的討薪過程應該得到的精神傷害賠償，數字還要成倍增大。而對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説，與其把時間浪費在訴訟或是信訪上，他們寧願選擇尋求下一個機會掙下一筆錢，也不願再重復劉仲凡的經歷，當“劉仲凡”第二，更不願接受職能部門、公職人員的推諉扯皮再給他們帶來次生傷害。繁雜的程式更是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法律知識極度匱乏的他們望而卻步；即使痛下決心訴訟，甘願經歷這繁雜的程式，其結果卻仍然是未知數。為討薪付出的成本遠大於能夠討到的最多的工錢，在現實的中國，恐怕不只是個案。一個又一個“優秀”討薪方案的實施，又在一次又一次地促成政府不得不有所作為。“鬧大”的維權邏輯在一天天地變強、變硬。

　　從“悲情”討薪到公力救濟，從多樣化的討薪方式到有效的公力救濟，農民工要走的路還有多長？在力倡社會公平、力建法治社會的時代背景下，農民工討薪的話題依然沉重而不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