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學智慧傳動控制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薛榮生感慨，30年的研究，這會兒到了“開花結果”的時候。

　　2015年3月，薛榮生教授和其團隊研發的“凸輪自適應自動變速輪轂”國際專利技術，以“技術使用入門費1200萬元加每台車銷售提成10元”的價格，轉讓給雅迪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五年之前，這一技術的國內專利使用權，以同樣的價格，賣給了上海立馬車業集團，並已實現産業化生産。

　　和企業共同摸索，讓AAT（智慧平衡自適應自動變速技術）走向工業化生産、走向國際。團隊有自己的野心：“我們用産品‘亮劍’，提升自主品牌在電動車領域的競爭力。”

　　 搞工科的價值怎麼體現

　　工科學者的價值用産品來説話

　　怎麼“亮劍”？薛榮生團隊的趕超路徑，是從車輛變速器切入。AAT，也就是智慧平衡自適應自動變速技術，是他們的“殺手锏”。

　　已經買下該團隊自適應自動變速器專利國內使用權的上海立馬車業集團，是這麼給自己電動車打廣告的：你的摩托車拉得過立馬電動車嗎？有網民評價“囂張”。

　　聽起來或許誇張，但囂張還是有底氣。對普通電動摩托車來説，上坡就是個不小的考驗，往往會“沒力”。要上坡，電動摩托車就得變速增大馬力；一旦增大馬力，電池的負荷就要加大，增加能耗，還容易損壞電池、控制器和線纜。

　　而薛榮生團隊為電動車的爬坡提出了解決方案，這就是AAT。薛榮生形容説，它給了電動車“靈魂”和“大腦”。“AAT取代了傳統的液壓系統、離合器系統、手動操縱機構和換擋等器件。”系統可以根據獨有的多軸框架平行自適應傳動傳感自動變速機構，自動感知不同路況，識別出行駛阻力、上坡、下坡等路況資訊。

　　電動車爬坡時，系統能在極短時間內做出判斷，改變動力輸出扭矩，將電機的速度降慢3倍、把牽引力放大3倍甚至3倍以上，讓電機始終保持高效運作；當路面情況發生改變，它也能根據行駛阻力的變化，將資訊“告訴”中央控制器，讓電動摩托車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自動換擋變速。與普通電動摩托車相比，智慧自適應變速電動摩托車可節能近30%，成本只有國外同類産品三分之一。

　　早在1988年，薛榮生的自適應無級變速系統就獲得了國家專利。1991年，西南大學前身之一的西南師範大學為薛榮生團隊提供了專門的研究平臺，讓他潛心研究智慧傳動技術。“這個東西，我們團隊研究了二十多年，我這一輩子，就做了這麼一件事情。”

　　“搞工科的學者，價值用産品來體現。專利是一種構思，文章是一種説法。但是，文章和專利裏的理唸經不經得起考驗，還得到工廠裏去論證。” 薛榮生強調實際成果。曾有一次他接受重慶本地媒體採訪時表示，一項成果從研發到完全投入生産，需要科研人員投入20%的精力搞研究，80%的精力搞轉化。

　　 高校和企業如何愉快地“玩耍”

　　找到利益共同點，在各自擅長的環節發力

　　這是一條漫長的研發和轉化道路。

　　然而薛榮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研究的意義：要實現中國電動汽車業的“彎道超車”。

　　儘管目前的AAT技術均用於電動兩輪摩托車，但從實驗臺的表現來看，搭載AAT汽車的性能好、成本低，同樣領先國外。諸多企業看好薛榮生團隊這一技術的應用前景，在AAT走出實驗室的路上，也是“連推帶拉”——做部件、做箱體，讓實驗室樣機能儘快“成熟”。鼓舞企業的，除了應用前景，還有民族自尊心——“一些重慶工廠幫我們做技術，根本不跟我們談條件，他們就是想讓國內汽車自動變速器早日翻身。”

　　西南大學科研處處長肖亞成告訴科技日報記者，企業對這一科研項目的支援力度甚至超過了國家財政投入。現在的成果，凝結的是科研團隊和該領域大大小小企業“兄弟”的共同努力：高校研究怎麼改進核心技術，工廠琢磨怎麼實現批量高品質生産，在各自擅長的環節發力。

　　2010年，上海立馬買下輕型電動車自適應自動變速器專利的國內使用權。在産業化過程中，立馬車業集團和研究團隊常常就頂層方案進行探討；企業直接面對市場，讓薛榮生的研究更加“有的放矢”；他們用大量時間來驗證技術的先進性和工藝的可靠性，還有用戶體驗的舒適度和産品的穩定性，為産品順利走出實驗室進入市場奠定基礎。

　　儘管轉讓協議才簽訂不久，雅迪公司和薛榮生團隊的溝通也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雙方對彼此“在幹什麼”“做到哪一步”都心中有數。雅迪公司AAT項目負責人卓達軍表示，企業和高校的持續溝通，才能實現“好技術”和“好設備”的高效匹配，充分發揮技術優勢。

　　高校和企業的合作，不是“一錘子買賣”。能出成果，用工業化方式找到高效和低成本的生産工藝，薛榮生強調，“這是集體的智慧”。

　　怎麼才能跟企業“愉快地玩耍”？薛榮生認為，關鍵在於尊重。尊重工廠、尊重企業和尊重市場。“要實實在在接受別人的改進意見，尊重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的經驗和智慧，尊重消費者的使用需求，這樣才能有真正的産業化。”大家不搞虛的，互相挑刺：工廠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們哪些工藝不適合進行工業化生産，研發團隊和工廠技術團隊商量改進，再把零部件拿到主機廠去實驗、調整。

　　而從肖亞成與企業打交道的經驗來看，是懂得“換位思考”。作為學校科研處處長，肖亞成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把自己學校的技術“推銷”給合適的接收方。“企業最擔心的是風險。我們就把可能的風險攤開在桌面上説，不遮遮掩掩；實實在在地幫他們分析技術市場前景和潛在風險。”肖亞成説，和企業合作，要找到“利益共同點”。

　　給科研人員怎樣的轉化環境

　　在一定程度上鬆綁，專利可替代部分論文

　　前前後後，薛榮生團隊的AAT技術已經申請了200多項專利，獲得的技術轉讓費用已逾3000萬。下一步，團隊會將重點放在汽車工業。

　　然而，薛榮生知道，二十多年的持續研究，學校相關部門和領導幫團隊扛了壓力。“如果急功近利的話，恐怕早把我們這個中心砍掉了。”

　　肖亞成知道科研和成果轉化這事，急不得。指望三五年之內就搞個大突破，不現實，也沒尊重科研規律。“技術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既然認定了一個方向，就要長期堅持下去，我們對待科研，要能等待，也能包容暫時的失敗。”肖亞成説，校方會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為教師營造一個有利於科研和科技成果轉化的環境，這其實也是學校對自己的定位——和國家排名前列的綜合性、研究性大學有差距，那就把自己辦出特色，為地方社會經濟服務。

　　科研成果轉化已經納入了西南大學的教師考核體系，在具體措施上，學校也出臺了一系列內部管理文件，鼓勵教師參與社會服務和科技成果轉化。讓團隊的創新想法能在一種被保護的環境下生長，讓團隊成員以更為從容的姿態投入技術研發。

　　雖然考核機制順暢了，不純以論文論英雄，但是肖亞成還是有煩惱：怎麼為科研人員打造一條順暢的職稱進階道路？什麼樣的職稱評定考核指標更加合理？

　　最現實的例子擺在面前。薛榮生團隊裏的科研人員如果要評職稱，就會遇上“論文不夠”的窘境。他們潛心研究技術轉化，這些要應用於商業領域的成果需要保密，沒法洋洋灑灑寫出論文；但不發論文，這職稱能不能拿到，還有沒有別的路徑？肖亞成説，過去學校評職稱，論文和專利成果嚴格區分，論文數量不夠就“免談”；現在已經做了改進，規定“專利”可以替代部分論文，給搞轉化的科研人員在一定程度上松了綁。不過，怎麼在論文和專利兩者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一篇論文都沒有究竟行不行？“我們學校也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思考。”肖亞成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