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過度沉湎細節，不能與時俱進，這可以看作日本人在錯看中國上的“技術性”因素。如果要進一步從立場上分析，則必須指出之所以如此的一個重要根源：日本人的華夷觀念。

　　關於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伊藤一彥在《戰後日本對中國印象的變遷》中指出，明治維新以前或可稱為“敬仰期”，此後至二戰則為“輕侮期”。但是他發現，即便在“敬仰期”內，也産生了極力否定中國文化影響的國粹主義觀念，而在“輕侮期”裏，“對中國古典熱烈的崇拜”依舊存在。這個現象的根源，還是要到“華夷”觀念上去尋求答案。前面已經談到日本在對唐交往中的“華夷”觀念的濫觴，事實上，在東亞引進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之前，國族認同基本上是以“華夷之辨”的形式存在的。對於中國，日本“華夷論”的極端會指其為“夷”，溫和者雖承認中國也算“華”，但對日本不像中國頻有“華夷變態”的危險而驕傲。中國的兩宋時期，先是與“夷狄”的遼稱兄弟，再向金稱臣，最後為元所滅，在日本人看來就是一系列的“華夷變態”。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理解在日本對華態度的表像性變化背後，一以貫之的正是逐漸強化也愈發僵化的日本中心的“華夷”觀。

　　《明詩綜》中，錄有日本使節答裏麻的《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一詩，很有趣也值得分析。該詩云：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銀甕蒭清酒，金刀膾紫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

　　這首詩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日本對自己才是“華”文明保有者的自信。然而，洪武帝本來就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日使的這番表白當然會令他“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徵之意”（梁章鉅《日本》。但洪武帝欲徵日的説法或言過其實，參見前述）。以此觀之，日本以自我為中心的華夷觀念已經非常頑固，竟至不顧明帝國截然不同於蒙元政權的漢人王朝性質。

　　明清陵替，對日本的“華夷”觀唸有進一步的推動作用（不能忽略流亡日本的明移民朱舜水等人的影響）。學者山鹿素行的思想變化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他早年原本推崇中國文化，稱“漢土之所以稱中國，是居天地之中”，中國“聖人君子世興，仁義忠孝之説行”。但在43歲那年，他突然來了個大轉彎，對中國改持貶抑。那年是1665年，南明永歷帝在兩年前遇害，儘管台灣鄭氏仍用其年號，但明朝已經徹底覆亡。山鹿素行的突變，應當不只是一個巧合。在批判中國的同時，他把日本稱為“葦原中國”，並強調“人有華夷”，日本應是四夷來朝的“神國”。山鹿所代表的由“華夷”進而“神國”的觀念，對日後的影響甚巨。（參見林慶元、楊齊福《“大東亞共榮圈”源流》）黃俊傑的《論中國經典中“中國”概念的涵義及其在近世日本與現代台灣的轉化》中除了山鹿之外，還提到了淺見炯齋。他提出“吾國知《春秋》之道，則吾國即主也。”中國由最初的地理性概念，變成了飽含文化優越象徵意味的政治概念。黃文引用《戰國策·趙策》一段關於“中國”的表述最為詳盡：“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依此邏輯，不論地理所在，一個確信自己“知《春秋》之道”的國家就可以自稱中國。

　　（本文摘自《斂與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