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何紅衛通訊員余愛民

　　有這樣一群年輕人，身穿紅馬甲，活躍在村頭巷尾，跟鄉親們特熟悉，碰見誰都會彼此熱情打招呼，上公交車總是有人搶著給他們買票。

　　他們有點像鄉鎮幹部，吃在機關食堂，住在集體宿舍，工作在街道和村組。

　　他們很像社區和村委會的工作人員，東街的李大爺找他們管孫子，西村的王奶奶找他們勸媳婦。

　　他們更像文化下鄉的演員，常辦聯歡會，人人有拿手戲，跟留守婦女老人孩子們樂在一起。

　　他們最像幼兒園的老師，開辦“四點半課堂”，專門面對鄉村兒童，孩子們一放學都往這兒擠。

　　但和這些角色不同的是，他們每做一件事都認真記錄，每天晚上都開會討論，每項工作都寫總結，每個人都寫論文，每兩月輪崗換班。

　　他們究竟是“哪個部隊”？紅馬甲背後寫得很清楚：陽光社工。他們來自王家河陽光社會工作服務站。這是湖北省首家立足農村、服務農民的公益性專業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由武漢市黃陂區王家河街道與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共建，已歷三載。

　　自從來了“紅馬甲”，留守孩子們樂了，留守老人們笑了，在外打工的父母們心中的石頭落下了

　　“好哩，真是好哩！”一位奶奶拉著記者的手不放，一遍遍地誇著。

　　“你是他們請的托吧！”記者笑問，大家都笑了，老奶奶沒笑：“不是請的托，我們這裡家家都托他們的福！”

　　大家管這位奶奶叫“陳欣怡奶奶”，她孫女陳欣怡在這兒學習。她是王家河街邊村裏人，老伴去世早，兒子在外打工，留下上小學的孫女在身邊。孫女纏著奶奶輔導作業，奶奶不會啊，孩子哭奶奶也哭。有人指引她到鎮上“陽光社工”去看看，她帶著孫女前來，果然有很多孩子在這裡讀書寫作業，她問一個“紅馬甲”，一年要交多少錢，“紅馬甲”笑著告訴她不收錢，並熱情地向她介紹，這裡是專為留守兒童辦的“四點半課堂”，孩子下午四點半放學後可以來這裡，週末全天開放。“還為孩子補習，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奶奶樂得流出了眼淚。現在陳欣怡在這裡學習得很好，欣怡爸爸一次次打電話來感謝社工老師“讓他心中的一砣石頭掉下來了”。

　　陳欣怡奶奶拉著記者樓上樓下參觀陽光社工活動場地。這裡原本是社區的老年學校，門前是個廣場，大媽們的廣場舞剛剛結束。這棟樓有兩層，樓下是老人的天下，有棋牌室、談心室、健身房、舞蹈室；樓上是孩子的世界，有圖書室、作業室、手工室、活動室。

　　記者從一個叫余博的孩子身上看到了陽光教育帶來的變化。

　　9歲的余博被鄉親們叫做“廣州伢”，他生在廣州，一直在廣州上學，去年才轉回老家，現在王家河小學上四年級。從大城市轉到鄉下，小孩完全不適應，不吃家裏做的早餐，看不慣鄉村環境，不願跟同學玩，放學後把自己關在房裏打遊戲。爺爺奶奶著急，擔心孫子得了“自閉症”。陽光社工來走訪，幫助制定了一個方案。開頭幾天社工邀請余博到四點半課堂去，余博不願去。後來請他去做遊戲、看他喜歡的電影，他開始有興趣了。社工找來叫岳子豪的小朋友與他做玩伴，兩人成了好朋友。慢慢地，余博融入了這個集體。

　　一群老大媽過來邀記者去看演出，原來是陽光社工和王家河社區正在舉辦新春聯歡會。不一會兒鄉親們都來了，像央視春晚一樣熱鬧。節目很豐富，社工們都有絕活表演，老人和孩子是主角，記者坐在人群裏，邊看邊聽身邊的老人們“解説”。

　　社工來了之後，幫他們組織了老年合唱團，另外還搞了楚劇團，把留在家裏的老人都發動起來了，會唱的來唱，不會唱的跟著和，天天在排練，周周有演出，老人現在忙得很呢。

　　“紅馬甲”是一片陽光，溫暖無數落寞孤獨的心，是一把火，燃起鄉村互助自助的希望

　　陽光社工站站長叫蔣俊傑，她是華中農業大學06級的畢業生，由於品學兼優被直接推薦讀研究生，成為全國首屆社工碩士。畢業後在深圳一家社工機構工作了兩年，做到中層主管，在那裏談了朋友，正準備著加快發展，母校召喚她回來，聘請她管理王家河陽光社工站。她和男朋友認真商量後答應回來，2014年9月走馬上任。

　　王家河陽光社工站2012年正式掛牌運業。該工作的總策劃之一、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院長鐘漲寶教授介紹，華中農大是全國社會工作專業碩士培養首批試點單位之一，陽光社工站既是社工專業學生的教學實踐基地，又是社工專業師生面向農村的公益性專業社會工作服務機構。通過對王家河“三留守”人員提供社會工作服務，在培養學生社工實務能力的同時，緩解了留守群體存在的社會問題，了解留守群體的社會需求，為政府出臺社會政策提供諮詢，服務站工作內容有三大項，一是組織建立以留守老人為主體的自助組織，二是開展對留守兒童的教育輔導，三是建立農村留守群體與地方政府溝通的橋梁。

　　“社工拿報酬嗎？”記者問。

　　“不拿。”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萬江紅教授説，“社工學生都要參加社工實踐，當志願者。”

　　記者問：“這些為農民服務的開支誰出？”

　　鐘漲寶答：“學校出一部分，街道出一部分。目前學校每年投資20萬元建設社工站，王家河街道每年投資20~30萬元用於社工服務，這叫政府出錢買服務。”

　　“社工們天天都做些什麼事呢？”

　　蔣俊傑介紹：“探訪是我們的第一工作。我們幾乎天天走村串戶，把王家河街道和附近四個村情況摸熟了。”

　　記者隨手翻看了他們的“探訪記錄表”，每家探訪都有記錄，有服務對象的基本情況、訪談目的、訪談內容及分析、是否需要跟進、跟進計劃、負責社工簽名五個欄目。每份記錄密密麻麻的不少於2000字。

　　社工鄧媛艷説：“活動是我們的生命力，通過活動産生影響，讓大家知道和了解我們，參與進來，形成組織的力量。”

　　社工們天天搞活動，一天有好幾個活動，每項活動也有記錄和反思。看得出社工活動十分的認真，準備充足，總結及時。

　　“為什麼事事都要記錄要反思要總結呢？”

　　蔣俊傑説：“社會工作是以利他主義為指導，以科學的知識為基礎，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的助人服務活動。簡單地説就是科學助人。既然是科學，就離不開實驗記錄，離不開分析總結，離不開討論研究嘛，它跟我們一般的行善活動不同，跟一般的志願活動也不同。”

　　“哪不同呢？”

　　“比方説，社會工作區別於志願工作主要在於其專業性，這種專業性體現在社會工作科學的知識與方法上。我們開展的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就是社會工作三大專業工作方法。”

　　為了缺失父母的孩子們，為了跟樹説話的老人們，我們需要這樣的“紅馬甲”，增強歸屬感，緩解離心力，增強潤滑劑，減少摩擦力

　　“為什麼要在王家河建社工站呢？”記者問。

　　“我們兩家想到一塊了。”王家河街道黨工委書記楊飛説，“我長期做農村工作，很多事情政府沒辦法解決，行政能力和手段達不到，只有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

　　有一件事讓楊飛長久不得釋懷：他到一個山灣去調研，有個老人坐在門前，看見他便拉著説話，一口氣説了好多話，他説很長時間沒有跟人説話了，每天只能對著樹説話，對著貓狗説話，對著太陽月亮説話。楊飛説他走了很遠，回頭看那老人還在自己説給自己聽。這樣的事如果有人有組織來幫助解決該多好。

　　楊飛還跟記者説出一組數字：整個王家河有孤兒33個，肢體殘疾人234個，視力殘疾人70個，言語殘疾人26個，聽力殘疾人25個，精神殘疾人74個，智力殘疾人62個，留守孩子14歲以下的有6616人，14歲至18歲的有3020人，60歲以上老人12204人，其中空巢老人8360人。楊飛説：“這些都是社會問題，必須想辦法解決。”

　　楊飛之憂，與華中農大之責碰到了一起，撞出了火花，於是才有了王家河社會工作服務站的建立。

　　鐘漲寶笑著説：“這就是一個要補鍋，一個鍋要補，兩個剛好湊一對。”

　　街道主任李永剛、組織委員余燕華説，陽光社工站建立3年來，過去難辦的事現在好辦了，過去的陳情戶現在成了先進群眾代表，黨群幹群關係和諧多了。

　　如何完善陽光社工站的工作，有序開展農村社工服務，創新農村社會管理，大家一起展開了熱烈討論。

　　“有一條根本性原則要堅持，那就是黨委領導，政府主導。”鐘漲寶説，“我們要通過社工服務，增強歸屬感，緩解離心力；增強潤滑劑，減少摩擦力。”

　　楊飛認為：北上廣一線城市的社工服務走在前面，都是政府出錢買服務的模式。政府要舍得拿這筆錢，不能等出事了才肯出大錢。

　　華中農大黨委宣傳部長程華東接著説，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事，陽光社工設施配套、隊伍建設、服務內容、制度建設、群眾服務五務合一的模式很好，可以在此基礎上拓展實驗基地，特別是到偏遠山區、湖區、到留守人員最集中、問題最突出的地方去辦試點。

　　華中農大文法學院黨委書記彭彬、副院長馬華力認為，農村開展社工服務試點，不能單兵獨進，應與青婦兵等群團組織的工作結合起來，與社區、村“兩委”和群眾自治組織工作結合起來，與當前全省進行的網格化管理結合起來，與全省推進的“三萬”活動結合起來，與學雷鋒活動和群眾文明創建活動結合起來。

　　討論在熱烈地進行著，窗外又下起了雪，紛紛颺颺，遠處的木蘭山和近處的農舍山村一片銀白，老人孩子們樂呵呵地歡呼著，“紅馬甲”站在他們中間十分醒目，在白雪映襯下更顯得鮮艷亮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