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貨幣政策趨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由於增長不均衡，各主要央行作出了不同的政策回應。“分化”成為當前全球金融格局的關鍵詞。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最近一次貨幣政策會議後刪除了加息前瞻指引中的“耐心”措辭，擰緊貨幣龍頭的用意顯露。在經濟減速與通縮陰影籠罩下，歐洲正式全面啟動大規模購債行動，日本則延續並強化了寬鬆政策。

　　這樣的分化不僅出現在發達經濟體中，新興經濟體內部也各有不同。俄羅斯、巴西連續加息；中國和印度政策均有所放寬；智利、土耳其和匈牙利接連下調利率。

　　如果説去年是全球貨幣政策出現分水嶺的一年，今年這樣的分化趨勢無疑將更加明顯。全球資金在貨幣政策變動及變動預期下悄然調整，金融資産配置策略正發生根本性變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日前警告説，美國將迎來自2006年以來的首次加息，即使貨幣政策正常化進展順利，金融市場的波動也可能危及穩定，加息的溢出效應恐將讓新興經濟體再陷恐慌。

　　拉加德所指的恐慌之一便是強勢美元帶來的挑戰。美聯儲加息預期已將美元推向高位，衡量美元對6種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3月中旬一度突破100大關，創2003年以來最高。美歐貨幣政策背離進一步加劇了非美元貨幣的貶值壓力。歐元、日元、英鎊、澳元、新興市場貨幣等紛紛黯然失色。擁有美元負債的國家和企業將面臨水漲船高的債務成本。

　　其次，隨著美聯儲政策反轉，新興市場面臨的資本外流風險加大。全球新興市場證券基金研究公司統計顯示，截至去年11月份，從新興經濟體債券和股票基金市場撤出的資金達到131億美元。

　　今年年初以來，美元對人民幣持續走強，而歐元對人民幣連續走弱。應對美國與歐洲兩大央行在量化寬鬆政策上的鬆緊反差及其帶來的匯率變動和資本異動，中國央行政策如何拿捏引人關注。

　　中國貨幣當局正視了挑戰，但沒有自亂陣腳。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期間表示，中國存在資本外流的現象，但與正常的投資貿易相比量不大。隨著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人民幣匯率波動是正常情況，而且還是比較穩定。他指出，貨幣政策的調整沒有超出穩健範疇，保持中性立場不變。

　　從央行已經使用的政策工具來看，保持穩健總基調不變不是不作為，而是保持定力主動作為，在把好貨幣總閥門的同時，以定向調控思路，使用更為靈活的政策工具，支援薄弱環節發展，並把金融改革推向縱深。

　　在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增長與調結構任務繁重，而外部環境日趨複雜的背景下，這樣立足國內、放眼全球的臨陣不亂符合國內外觀察人士的普遍期待。

　　瑞銀集團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是略微貶值貨幣刺激出口，還是保持堅挺支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種矛盾的取捨歸根到底要看什麼樣的政策對中國經濟效用最大，要從中國的現實利益出發統籌考慮。

　　倫敦市市長首席經濟顧問傑勒德·里昂指出，美歐採取的貨幣政策會對各自經濟産生重要影響，但他們的貨幣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是間接的，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還是中國自身的貨幣政策以及中國國內市場需求。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有分析人士呼籲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增強中國出口競爭力。對此，有經濟學家認為，從經濟基本面看人民幣並不具備大幅貶值的條件，現階段貨幣大幅貶值不僅難以實現對出口的提振，還會加重資本外流，而且有悖于新常態下推進結構改革、提質增效的戰略方向。此外，穩定的匯率有利於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英國華威大學華威商學院金融助理教授毛磊認為，中國對歐出口因為匯率變動而受衝擊的情況短期內不會出現，因為歐盟消費者很難找到“中國製造”的替代品。如果歐洲央行擴張性貨幣政策能刺激歐洲市場需求，中歐貿易也將隨之增長。陷入全球寬鬆貨幣競賽會特別危險，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依賴於改革，要對這一進程保持耐心。

　　英國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表示，儘管歐洲央行推出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但由於中國經濟體量較大，深化改革釋放出更多內生增長動力，中國無需過多擔憂歐元區版的量寬政策。

　　新常態下，貨幣政策要為結構改革爭取時間和空間，但貨幣政策從來都不是萬靈藥。經濟與合作組織在最新的報告中説，不能僅靠放鬆貨幣政策來鞏固經濟復蘇勢頭，貨幣政策必須得到結構性改革的支援。唯有這樣，才能在危機和動蕩中多一份淡定與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