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具體路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今年將從3方面著力：第一，要使境內境外的個人投資更加便利化，今年將出臺一系列政策和試點舉措，基本上達到資本項目可兌換。第二，資本市場會更加開放，股票、債券的投資發行將有更大的自由度。第三，考慮有關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要求，進一步審視外匯管理條例，並推進新一輪修改

　　國家外匯管理局3月26日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40項資本項目交易中，已經有34項達到了部分可兌換及以上水準，佔比為85%。

　　“今年的金融改革將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將通過各方面的改革努力推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年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為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實現畫出了清晰的路線圖。但是，關於資本項目可兌換的爭議一直存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否意味著完全沒有管制？放開後，我國當如何應對“熱錢”衝擊？

　　可兌換進程明顯加快

　　“過去不能做的正逐步開放。”外匯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1至2月，約有12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以及225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跨境資本是凈流入狀態。“在當前改革的環境下，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應是切實可行的。”

　　我國為何要推動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周小川曾在2013年全國兩會記者會上如此解釋：資本項目可兌換不光是對人民幣的國際化有好處，關鍵是對整個中國實現開放型市場經濟也有好處，它會使得不論是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國內的實體也好、國際的實體也好，和中國打交道的便利性都會大大提高，對貨幣和交易的信心也會大大提高。

　　目前，QDII2(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試點啟動已經越來越近，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也有望于年內上線，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步伐明顯加快。外匯局也在跨國公司的資金集中管理、外債宏觀審慎管理試點改革等方面積極努力，為資金的引進來和走出去開拓更多的渠道。

　　關於具體的路徑，周小川表示，今年將從3方面著力：第一，要使境內境外的個人投資更加便利化，今年將出臺一系列政策和試點舉措，基本上達到資本項目可兌換或是一種自由使用貨幣的標準；第二，資本市場會更加開放，股票、債券的投資發行將有更大的自由度；第三，考慮有關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要求，進一步審視並推進新一輪外匯管理條例修改。

　　此外，促進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也成為今年穩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重要推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會對SDR的籃子進行評估。周小川表示，雖然IMF並沒有明確説加入SDR的貨幣應該是資本項目可兌換的貨幣，但大體來講邏輯關係也是接近的。

　　加強監測和審慎管理

　　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需要達到怎樣的標準？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實現並沒有給出統一的定義和標準。從一些國家的實踐來看，雖然已經宣佈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對資本流動仍有若干方面的管理。IMF也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對資本流動可以有一定的管理。

　　一般來説，國際上參照的標準是IMF劃分的資本項目7大類共40項，如果其中大部分重點項目都實現了，一般可被認為是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

　　目前來看，我國除了非居民參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信託市場及買賣衍生工具等項目上未實現可兌換，其餘大多數已經實現了可兌換。數據顯示，2014年人民幣跨境收支接近10萬億元，佔全部跨境收支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到2014年末，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擴大到10個境外國家和地區，在14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與28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和第七大儲備貨幣。

　　但是，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推進並非毫無風險，不少專家也贊同採取審慎的、穩健的、漸進式的安排，加強監測和宏觀審慎管理。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表示，轉變境外資本流動的管理方式，在推進便利化的同時，要從正面清單轉向負面清單。也就是説，首先得明確不能幹什麼。此外，還要加快建設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覆蓋主要時區高效安全的人民幣跨境支付和清算體系，更加便捷地識別整個資本流動的流量、流向，同時實行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

　　目前，CIPS系統已經籌備了近兩年，業內人士估計，最快可能于9、10月份上線。

　　短期資本流動將受管控

　　短期的資本流動如熱錢的大進大出，可以極大的破壞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更會對外匯市場、資本市場、實體經濟帶來很多負面影響。一旦資本項目可兌換後，對於短期投資資本衝擊的風險該如何防範？

　　這一問題也引發了不少專家的擔憂。“2015年，由於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資本流出加劇的可能性比較大。”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認為，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指標是7%左右，部分企業債務問題仍然嚴重，其杠桿率、負債水準還會進一步上升。此外，人民幣升值單向預期已經打破，從國際環境看，美國QE的退出也可能加大資本流出壓力。“對於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余永定強調。

　　針對短期的資本流動帶來的急劇衝擊和負面影響，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遵義認為，可以採用徵收“托賓稅”的方式，即對短期資金的進出征稅。

　　實際上，我國已經在考慮採取這一方法。去年2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在一份報告中提出，擬通過“托賓稅”的方式來抑制“熱錢”。劉遵義建議，對於與本幣有關的部分徵稅：流入時不對外幣徵稅，換成人民幣之後再徵稅；流出時，人民幣轉換成外幣也徵稅。“自由資本流動、自主的匯率政策和穩定的金融體系這3個目標，看似不可能同時達到，但採用托賓稅似乎有望同時實現這3個目標。”劉遵義説。

　　這與周小川日前的表態也是一致的。針對資本流動問題，他認為，發展中國家重點鼓勵中長期的資本流動，對於超短期的投機性的資本流動還是可以採取一些政策的，其中也包括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資本流動要防止出現問題，還需要加強反洗錢、反恐融資、防止過分運用機制監察等方面的政策來加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