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古裝影視劇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官員奢華生活的場景，但真實情況也許並非如此。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官員們，工資待遇到底如何？他們又是如何支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開銷的？青年學者張宏傑在《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這本書中，以晚清名臣曾國藩（1811-1872年）日常收支情況為例，呈現了一幅晚清京城官場的生活畫卷。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對晚清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發展，都産生了深遠影響。近幾十年來，研究曾國藩成為顯學。本書另辟蹊徑，從日常經濟生活切入，其目的是描繪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曾國藩。本書“緒言”中指出：“曾國藩首先是一個人，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人，是一個終生掙扎、糾結、衝突和矛盾的人，是一個既有靈魂又有體溫的人。”

　　曾國藩和當時的天下書生一樣，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乃畢生夢想。他出生在地主家庭，自幼發奮苦讀，27歲時取中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在隨後的朝考中發揮出色，列第一等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他雖家境殷實，而在多年的寒窗苦讀中，耗盡了家中的錢財。

　　赴京任官之前，曾國藩雖取得功名，然而並無俸祿可領。湖南到北京路途遙遠，需要200多兩白銀作為車馬費，這筆錢由他本人承擔。抵京之後，住房、官服、僕役等等花銷也需個人埋單。因此，貧寒之家的書生即使金榜題名，時常也有因出不起昂貴的路費忍痛放棄的。

　　曾國藩自有其法。他主要的融資方式，就是四處“拜客”。所謂拜客，就是拜會家鄉的官僚、紳士、名流、商賈、族人、親友等等，這些人無不慷慨道賀，送以錢財。1839年1-11月，他4次拜客，共198天。其足跡遍及衡陽、青泉、耒陽、永興、武岡、新化等十縣州，行程1500公里，所拜之處1200多家。每次出門拜客，他不會空手，送以墨寶以表感激。在繁忙的拜客中，他獲得了2000兩白銀。這些錢財，除了用於路費和抵京後的衣食住行外，還要用於家中規模龐大的宴慶、購置價格不菲的官服，以此維護官員及家族的顏面。

　　金榜題名後拜客及收取禮金的習俗，混合著中國傳統社會中互助和致敬的意味。有的人也許會説，曾國藩以拜客的方式籌措資本，是一種赤裸裸地索取。而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屬於正常行為。晚年的曾國藩則進行反思：“以後凡事不可佔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

　　1840年初，曾國藩經過幾個月的長途跋涉來到北京。在翰林院經過類似今天的復考之後，才正式開始為官。中低等的京官，經濟待遇特別低下，以至於被稱為“窮翰林”。晚清京官在住房方面，不享有補貼，只有個別高官才享有皇帝的特別恩賜。京官流動性大，時常有人升轉外放，或源。1843年，朝廷給了他一個美差，到四川主持鄉試。這對於他而言，是擺脫“經濟危機”的絕好機會。儘管朝廷明文規定：京官到地方主持鄉試不得接受各類財物、不得與地方官員密切交往。可惜“天高皇帝遠”，這些規則形同虛設。在四川擔任主考官期間，地方官僚、紳士、有錢的書生都百般討好他，源源不斷地贈送錢財和禮物，曾國藩也欣然笑納。一次四川之行，其總收入為6000兩白銀。

　　返京後，這些錢大大改善了曾國藩的經濟狀況，不僅1600兩白銀的欠債全部還清，還給湖南家中寄600兩白銀補貼家用。同時，他還拿出400兩白銀贈送族戚。曾國藩雖畢生推崇勤儉質樸，可人的內心深處又是自我衝突的。官場這張大網中，他不能也無力做到特立獨行。一方面，為了維持京官的威嚴和體面，他要經常舉債度日；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背叛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對灰色收入無法抗拒。

　　造成曾國藩人性中的複雜，歸根到底是封建等級社會的腐朽和沒落。人的定力、能力、理念無論多麼強大，若在扭曲的社會制度中也不堪一擊。正可謂健全的社會裏好人可以更好，不健全的社會裏好人想好也不容易。

　　（本文作者為獨立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