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其他商品市場，書畫市場的造假歷代皆有。隨著藝術資本化的到來，書畫作為文化載體已變身為高額利潤的代名詞，其高報酬率也不斷吸引著大量來書畫市場“圈錢”的從業者，贗品的氾濫也就變得理所應當了。

　　大量的贗品充斥著藝術市場，表現為大師的書畫作品存世量與拍賣數量嚴重不符。以書畫大師齊白石為例，齊白石一生大約畫了2萬張左右的國畫，其中館藏約五六千件，扣除多年來的損毀滅失，民間收藏大約有1萬件，能在市場上流通的就更少了。然而據不完全統計，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齊白石作品在拍賣行的上拍量就超過2.5萬件，成交1.4萬餘件，遠遠超過了真品的存世量。這也難怪業內人士説，齊白石的作品買十九假。

　　九成贗品

　　書畫造假已成流水化作業

　　假畫，又稱偽作或贗品，是指非畫家本人實際創作，卻謊稱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採用其他方式錶明其身份的美術作品。根據假畫製作方式，造假一般分為四種形式——摹、臨、倣、造。摹，在原作上拓寫，採用先勾勒再填色的方法，力圖與原作一致；臨，指看著原本的構圖、筆法大意而製作；倣，指倣學某人筆法結構，在沒有藍本的基礎上，憑自己想像製作假畫的方式；造，屬於臆造的範疇，在整個造假過程中，完全不考慮倣造對象的藝術特色，憑自己意向天馬行空地製造假畫的方式。

　　據畫廊從業者表示，書畫仿製最為粗糙的方式是倣和造，是對名家書畫的機械模倣和憑空臆造，這類倣者一般有一定的繪畫功底，多為對原作者的繪畫題材和形式進行模倣。其倣品通常筆法生硬、技法拙劣，被行內人士稱“太假”，所以價格很低，多在幾十元左右。

　　相對而言，以書畫專業學生和職業書畫“小家”為主的這類群體人數較多，倣品水準也較高。對於他們而言，臨摹名家書畫既可以練手，又能有報酬。他們多以原作為摹本，通過造影描制、廓填、原作分離加色等方式，原原本本地複製。這種絕對克隆的作品，有的甚至於連贗品的週邊裱件都力求倣得與原作一模一樣。從造假的數量上看，這種倣品少而精，是現時市面上最為常見且極具欺騙性的名家造假方式，有的甚至可以達到行話所説的亂真境地。在沒有原作對比的情況下，大多數人是看不出偽作破綻的。

　　以上兩種情況在業內人士看來，雖然造假形式簡單，但已經形成一條龍産業。畫廊從業者透露，“只要是拍賣價格在前100名的畫家，都會有人在倣”，這些造假高手在選畫、噴繪、描圖、渲染等方面也都有明確分工，一直到題跋、落款、裝裱、作舊，都有專業人員進行流水作業，完全是規模化、科技化、程式化的流水線作業。

　　此外，同門師承或名家後人也在造假。這類倣者不但具有高超的繪畫技能，也熟知原作的創作思想和理念，如齊白石晚年時畫作就多由其兒子齊良遲代筆。代筆的形式要比一般模倣高明得多，在鑒定方面也極其混淆真假。

　　除了民營美術館、畫廊等書畫銷售實體店存在售假的情況，北京商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網站電商也不例外。在“北京東方閣美術館”的官方網站記者看到，網站首頁頂端標注了“名家字畫、藝術藏品、保真交易”，該美術館出售近200位書畫家的作品，幾乎包攬了目前市面上所有火熱的近現代名家。記者將該網站中出售的一幅標價為220萬元的齊白石作品照片發給業內收藏專家，該專家則表示該幅齊白石的作品“不對”。而另一幅標記為李可染的作品也被專家鑒定為不真，該畫為李可染經典的牧牛題材，尺寸為39cm×46cm，標價為200萬元，還有所謂“帶正版書”《現代中國畫甄選》為證。可是在專家看來，該尺寸的同類型李可染作品市場價格僅在60萬-80萬元之間。

　　暴利誘惑

　　造假賣假利潤高達百倍

　　從造假、售假到拍假、買假，這條生産鏈到銷售鏈上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圖。藝術市場評論家齊建秋表示，參與製作和出售假畫的有個體畫廊的老闆、專營此道的“行裏人”、道德淪喪的畫家，更有某些不太規範的小型拍賣公司。

　　畫師為生計靠作假吃飯。作為造假鏈條的最底端，年輕畫家因為名氣不足，本身創作的作品很難出售，有時一年未必能出售一張畫，很多人迫於生計靠臨摹吃飯，成為造假産業鏈中的專業人才，靠倣作來積累資本，為未來的炒作打下基礎，但也有部分畫家成為高倣行業的“名人”而放棄藝術追求。

　　暴利催生書畫“二道販子”。如果是普通倣作，出貨價一般較低，一兩百一張，而高倣偽品，其出貨價則是上千元甚至一兩萬元。成功賣出倣作，利潤甚至高達上百倍。據知情人士透露，史國良一幅《天山之舞圖》，就曾拍出550萬元的價格，而倣作僅售8000元，利潤遠不止百倍。

　　藏家跟風投資藝術反被騙。數據顯示，中國民間收藏者的數量已從2000年約為2000萬，上升到目前超過1億以上。大量民間收藏者進入藝術品市場的目的是投資，渴望在收藏市場上撿漏、淘金。大多數不懂行的藏家只認畫家知名度，缺乏專業鑒賞水準，極易成為造假者下手的對象，還有其他知假買假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送禮、風雅等。

　　拍賣行拿免責制度拍假賣假。“拍賣不保真”的法律條款已成為拍賣行的“免死金牌”。即使在拍賣中成交贗品 ，都沒辦法追究拍賣公司的責任。尤其是小拍賣行專門以知假拍假為生，拍品中80%以上為贗品，另外找一些真品來撐場面，迷惑買家，實際上，最後成交的都是贗品，真品高價把關，全然一派“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的做法。

　　談假色變

　　“李鬼”攪亂真品市場

　　書畫市場中的“李鬼”現象已成行業潛規則。而拍賣行業所謂的“保真拍賣”，不過是一個噱頭。即便是蘇富比、佳士得等老牌拍賣行也從不承諾保真拍賣，並無可避免會收進贗品。對於買到贗品的藏家和作品遭遇“李鬼”的藝術家而言，大多數情況下都投訴無門。1993年，當代著名藝術家吳冠中曾經狀告上海朵雲軒和香港永成古玩拍賣有限公司擅自拍賣一幅署名為吳冠中的假畫。1995年，浙江一家企業從當年的杭州秋季書畫拍賣會上以110萬元拍得一幅張大千《倣石溪山水圖》，後經徐邦達先生過目，定為偽作。在買賣雙方各執己見相持不下的情況下，對簿公堂，這也是書畫拍賣史上首次因一幅書畫作品的真偽訴諸法律程式。儘管這次事件在書畫界引起軒然大波，但最終也無疾而終。

　　近年來，“李鬼”現象越發氾濫。從事書畫經營、收藏的藝術機構全都成了“李鬼”行為的犧牲品，從不知名的畫廊、美術館，到專業的機構博物館、拍賣行，甚至是上博、保利、朵雲軒等鼎鼎有名的行業翹楚。藝術家創作贗品被世人詬病，藏家則竹籃打水一場空，經營、收藏機構則名譽和專業性遭遇質疑。

　　在齊建秋看來，書畫贗品的氾濫，使現在的很多收藏家對於書畫買賣相當謹慎，不敢輕易買入，就連專家也不靠譜，以致書畫交易不能正常進行，形成了惡性迴圈。更進一步來講，造假的作品背離藝術家的創作態度，完全是一種商業行為。這類商業畫家除了自毀藝術前程外，其作品還會被不法商人利用，來誤導大眾藝術品的收藏和投資方向，充滿著商業欺騙，在制約藝術市場正常發展的同時，也影響了國內藝術界的對外聲譽。

　　維權無門

　　沒有懲罰就是鼓勵造假

　　近年來，藏家狀告拍賣行而無結果的報道已不少見。遭遇克隆書畫後在業內人士看來維權很難，尤其是買到老物件的贗品，鑒定真假方面就存在多重問題，鑒定專家、作者家屬、書畫來路都不能單方面成為有效鑒定證明。所以，即使明知是假，他方也不認可鑒定證明。而對於新作，或許有在世作者或者家屬能證明作品真偽，但也不能保證一定能維權成功。這就需要行業內的大變革，建立可追溯的、統一的掛牌。

　　對此，北京市拍賣行業協會顧問李庚認為，“藝術品應該如同瑞士手錶限量發行一般，制定可查詢、在登記的號碼。如今，在網際網路的形式下查詢並不難，授權書，包括指紋、簽字、公開查詢的號碼，保證藏家在購買時有作者的確定指認，才能建立流通、轉移的保真，達到一般商品屬性應有的規範”。

　　從市場的角度來看，贗品的氾濫更主要的原因是全民投資熱背後的盲目投資，給造假帶來了機會。北京天問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季濤認為，“拍賣保真”的可操作性非常小。《拍賣法》是所有拍品的總法則，藝術品只佔其中的1/15，因為藝術品一項來改變所有法則並不現實。要想剷除産業鏈，必須要嚴格肅清造假的起始端，只有假畫沒有消費市場，才能保證無贗品。而對於産業鏈終端的問題核心是，正規經營的拍賣公司應以什麼流程來嚴格審核拍品，發現贗品後如何處理以保護買方的權利，使拍賣業良性發展。

　　如果從拍賣業的角度做長久思考，未來如何能有效規避和解決贗品、假拍的問題？

　　仲介追求保真本應該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李庚表示，“畫廊、拍賣公司不守職業操守，自毀百年老店信譽，只看重眼前利益，尤其是技術人員參與造假，極大地擾亂了市場秩序”。目前的拍賣業道德取向顯得蒼白，而法律武器更顯乏力。

　　正因為法律有漏洞，才會有大量逃避法律制裁的商業行為，對此，李庚認為，“拍賣法應該逐漸完善，有懲罰措施，才能有更多公平以保證多方利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實際上是鑽法律空子，拍賣法並沒有明確指出拍賣行在拍假後的懲罰制度，尤其‘拍賣不保真’就是變相鼓勵造假，以至於出現知假拍假的現象”。

　　北京商報記者 盧揚 陳麗君

　　調查事件

　　2001年

　　上海博物館曾公然展出一批自稱是傅抱石的國畫作品，後被傅抱石之子傅二石公開表示全係偽作，輿論為之譁然。

　　2002年初

　　河南某地舉辦了石魯先生遺作展，百餘幅作品在謊言的包裝之下公開展示，意欲欺騙世人。

　　2005年“3·15”前後

　　珠海博物館舉辦的“國之瑰寶——黎雄才、關山月作品展”，展出的38幅作品，經過關山月之女關怡、黎雄才之子黎捷現場認定，全部為假冒之作。

　　2008年

　　“吳冠中假畫案”：一位買家花253萬元拍得的作品吳冠中畫作《池塘》，卻被吳冠中本人認定為贗品，於是買家將拍賣方和委託方告上法庭。

　　2012年4月

　　著名畫家楊之光通過女兒楊紅的微網志發佈贗品資訊，在已經拍賣和即將上拍的作品中發現42幅贗品，涉及17家拍賣行，其中包括北京保利拍賣中編號為3911的楊之光《舞蹈人物》（已成交29.9萬元）。

　　2013年

　　隨著“李鬼”事件愈演愈烈，藝術家楊之光、韓美林、趙建成、畢建勳、季大純及藝術家親屬國畫大師傅抱石的外孫女傅蕾蕾、張仃夫人理召、湯文選長子湯立、周波兒子周文戈等紛紛加入打假行列。

　　2013年6月

　　由於楊絳強烈反對拍賣錢鐘書信札，北京保利於是宣佈撤拍三封錢鐘書信件。撤拍書信中，有兩封的收信人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長魏同賢。魏同賢曾發表聲明稱，這兩封信均係偽造。

　　2013年8月

　　張仃夫人理召于書市上發現一本盜用黑龍江美術出版社名義出版的《張仃畫集》，該書顯示係黑龍江美術出版社1998年印製，印刷時間為1999年9月第一版。

　　記者手記

　　貿然入市易被贗品蒙蔽

　　書畫造假由來已久，與前些年書畫作偽的暗中潛伏、伺機作祟不同的是，現在的造假者多以公開製作、販賣的面目出現。

　　作為書畫造假事件的最大受害者藏家而言，記者有話要説，書畫收藏作為全面投資熱，足見它是一種可靠的投資，但絕不是短線投資，也不會立竿見影。對於藏家而言，只有將書畫收藏投資做長期打算，才能獲取豐厚回報。尤其是新收藏家，在不具備專業鑒賞水準的情況下急於入市而被賣家忽悠的事件不在少數，不盲目跟風才能少上當。在國外，即使是凡·高、畢加索這樣的世界著名藝術家，其作品的市場價值也是在其去世很多年後才開始攀升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量日本商人進軍藝術品市場，造成藝術品市場虛高，隨後日本經濟下滑，藝術品身價大跌，令投資者負債纍纍。前車之鑒就是要告誡藏家，投資書畫需謹慎。

　　術業有專攻，贗品“洗白”成為“真品”，一般藏家很難斷定其真偽，而在記者看來，目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採納專家意見來護航，針對不同時期的書畫鑒定汲取不同鑒定意見。

　　在記者看來，書畫市場雖然問題多多，但只要抓住機遇，投資有道，就會前途光明，希望所有藏家都能在浩如煙海的藝術品市場中尋找到合適的藏品。2015打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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