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稅收法定：有了法，還得有立法監督

　　■ 社論

　　關注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三

　　有了“稅收法定”的立法，全國人大還得拿出立法監督的勇氣，積極審查、糾正行政部門今後可能的“越位”行為，才能杜絕權力的任性。

　　3月4日，在本次全國人大的新聞發佈會上，大會發言人傅瑩在回答媒體有關“財政部隨意調整汽油稅”的質疑時，明確表態：稅收法定的條件已逐漸成熟，總的目標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她還説：這次大會要審議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當中，明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稅收專屬立法權，“以後凡是開徵新稅的，要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稅收法律”。

　　全國人大作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對全面貫徹“稅收法定”原則做出了莊嚴的承諾。

　　稅收法定，而不是“稅收條例定”“稅收規章定”，這並不止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國家民主機制的嚴肅問題，要放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憲執政的維度下考量。

　　中國現行18個稅種，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車船稅這3種稅的徵收依據是法律，其他的都是國務院的各種“條例”“暫行條例”。正像發言人傅瑩所説，這些稅收的行政立法是“1985年全國人大給國務院的授權，當時是出於改革和發展的需要”。但實施了三十年之後，當初的授權立法初衷與現實已經脫節。

　　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都提到了要落實“稅收法定”。當下“稅收法定的條件已逐漸成熟”，不能一拖再拖。

　　而實現“稅收法定”的第一著棋，就是修訂《立法法》，紮緊立法授權的口袋。此前媒體報道，立法法修正草案明確：稅種、納稅人、徵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不能由行政部門規定。唯其如此，才能解決所謂“人大立法權虛置”的問題。

　　但，還應該關注到改革的複雜性，通過《立法法》收緊立法許可權，實現“稅收法定”，也會遭遇立法博弈。15年前就已施行的現行《立法法》，就試圖收回稅收立法權，其中規定“稅收的基本制度”只能立法。結果是行政部門鑽了法律空子，不把調整稅率、計稅依據等作為“稅收的基本制度”，直接繞開全國人大的立法許可權，通過規章、通知等私自調整稅收。這也使得15年前《立法法》就明確的“稅收法定”原則，被長期架空。

　　“徒法不足以自行”，修訂《立法法》收緊稅收立法，只是第一步；在有了法律更明確禁止許可權之後，全國人大還應主動出擊，依法審查涉稅紅頭文件的合法性，看一看：財政部門有沒有越俎代庖，僭越立法許可權，用紅頭文件直接調整稅收？

　　事實上，十八屆四中全會不僅明確推進“稅收法定”，還提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把所有規範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範圍，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範性文件”。

　　有了“稅收法定”的立法，全國人大還得拿出立法監督的勇氣，積極審查、糾正行政部門今後可能的“越位”行為，如此才能徹底杜絕“半夜加稅”的權力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