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省兩會上，談起審批制度改革，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後説，自己做食品行業近30年，以前碰到的審批麻煩太多了，“雖然自去年開始國務院就大範圍地減少行政審批，但是到了執行層面還是有很多問題。所以企業感受得不明顯”；省人大代表、省人大環資委主任張景華説，“簡政放權是很有必要的，但目前的放權，很多也是部門的自減，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放掉的權力是不是下邊需要的”（據《浙江日報》等報道）。

　　企業是經濟主體、市場主體，而市場是瞬息萬變的。正所謂“商機不等人”，企業發現了商機，自然是“先下手為強”。但因為“婆婆”太多，項目報上去，還要走一大堆程式，等幾個月甚至幾年審批，不説“等到花兒也謝了”，也很可能是“刻舟求劍”了。再説了，企業打算做一個項目，前期投入往往不小，因為審批程式繁雜，開工日期拖得越久，成本付出就越多、效率就越低，産品的市場競爭力也就越弱。特別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企業要轉型發展、提質增效，非走自主創新之路不可。而創新最怕的就是“條條框框”太多太濫、這部門那部門管得太細太死，讓企業無所適從、活力銳減，一些想創業的人也會望而生畏。

　　因此，要激發市場生機和活力，關鍵是要讓企業有活力。要讓企業有活力，關鍵是要讓企業有更多“自主權”。而要讓企業有更多“自主權”，關鍵是職能部門要“少管事”，簡政放權，不該管的一定放手。對於企業來説，簡政放權之後，市場預期會更加明確，投資會更加精準，創新效率也會更高。對於職能部門來説，審批權力過大、程式過多，不光重審批而輕服務、輕監管的弊端難免，還會造成部門和行業間“有利則爭，無利則推”的亂象，降低行政效率，也容易誘發權力尋租，破壞公平競爭，讓一些企業的心思不是主要放在做“正事”上。

　　這兩年，作為推動簡政放權的最直接要求，從中央到地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搞得如火如荼。但從代表們的議論看來，還存在不少問題。有些簡政放權，是職能部門自己説了算，沒有充分聽取企業和基層意見，成了“數字遊戲”，取消的僅僅是一些常年不用的審批項目，或者簡單地把多個項目合併成一個，沒有多少“含金量”，企業很難受惠；有些簡政放權是有實貨，但沒有很好地宣傳和執行，卡在“最後一公里”。就像有代表説的，“某項政策看起來已經很完善了，但到最基層一查，還是有很多人享受不到”。還有，像省人大代表黃銀英反映，有些權力下放到了仲介機構手裏，但事項多、辦理時間長、亂收費、服務跟不上等問題照樣存在，成了另一隻“攔路虎”。

　　放了、減了多少項權力，不是目的，目的是看究竟給企業增添了多少活力。審批制度改革搞得好不好，最應該聽聽企業和基層的看法，企業和基層也最有發言權。所以，很有必要像一些企業家和人大代表建議的那樣，各地削減、下放的審批事項，不能只搞“配給制”，自查自清，也要讓企業“點點菜”、“出出題”，更不能光看數量，更要稱稱“含金量”；簡政放權後，是否真正提高了企業和市場活力，不能由職能部門自説自話，還應請第三方機構評估效果；對於那些明放暗不放、明減暗不減的部門，要有審查和懲處措施，等等。總之，要以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和民間活力的“加法”，我們的審批制度改革“仍在路上”，還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