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東亞區域生育率“低下”現象顯著。南韓總和生育率全球排名倒數，若按1.19的出生率，到2750年南韓將“消失”。南韓網友戲稱，南韓的年輕一代是把戀愛、結婚、生育全棄的“三拋一代”。新加坡總和生育率一直排在倒數第一，政府決定將限制郊區私人“鞋盒公寓”的增長，以緩和住宅區過度擁擠的顧慮，借此鼓勵夫妻生育子女。日本政府去年成立“少子化危機突破工作組”，兼顧協助育兒和工作的“工作方式改革”。

　　2014年儘管東亞各國政府積極作為，但依然一籌莫展。為何深受“無後為大”儒家文化影響的亞洲面臨傳宗接代的問題?為何東亞會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谷的區域?有一種似乎説得通的解釋:這些國家房價高、生存壓力大、福利不足。思考生育問題，除了社會文化因素外，還需考量具體政治經濟背景。

　　很明顯，東亞這些低生育國家都是典型的後發現代化國家。“後發現代化”是指那些面臨外部現代化挑戰，本身卻缺乏現代化因素積累的國家，由政府出面運用國家機器的強大力量，自上而下啟動經濟現代化的一種模式。這些“後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模式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通過解構傳統儒家的家庭結構，讓女性成為直接生産力進而發展經濟。而一旦被發動“走出來”的女人就很難再“走回去”。

　　在人口統計學中，有一個通行全球的現象:女性受教育程度與生育率強烈負相關——即一名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生育孩子的數量會越少。那麼，東亞女性直接參與經濟的過程中，其受教育程度日趨提高。中國大中城市、日本、南韓等東亞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升學率甚至出現高於男性的趨勢。如此背景下，女性受教育程度急速提高伴隨生育率急劇下降，就不足為奇。

　　對個人來説，東亞女性生育率下降，是因其很難同時兼顧好工作和家庭，但從宏觀角度説，這是“後發現代化”國家發展模式要面臨的“生産”和“人口再生産”之間的根本矛盾。女性要積極參加經濟活動，也因生理原因擔負人口再生産的責任，這兩個職能都在爭奪女性資源。日本就是面臨這個矛盾的典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架構相對穩定，但較低的女性就業率使其經濟發展後繼無力。因此，安倍提出“女性經濟學”，就是試圖通過提高日本女性全職就業水準提高GDP;同時，日本面臨嚴重的“少子化”，生育率極低，如果“女性經濟學”成功推行，那麼日本將面臨更嚴重的人口問題。

　　除了“生産”與“再生産”的矛盾，“後發現代化”國家都經歷急速的市場經濟化過程，這也是一個迅速將“自然人”變成“經濟人”的過程，低生育率成為該過程中的副産品。在現代經濟社會，女性作為“理性人”或者“經濟人”，對於生育的考慮日趨成為一個“經濟選擇”。對東亞各國來説，女性個體層面的“理性選擇”，實乃與國家層面的“鼓勵生育”政策背道而馳，在今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將是難以破解的社會難題。陳周 (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