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增速遠高於實際使用外資數。從絕對量來看，中國“走出去”的投資金額將很快超過利用外資額。中國企業走出去，融入全球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同時，企業“走出去”存在著蜂擁而上，各自為戰，急功近利的現象。“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推出後，一些企業更是沒有經過細緻調研，就開始了中亞的“掘金”之路。就這些現象，記者與新疆華和國際商務諮詢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傳武進行了深入交流。

　　記者：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大潮中，有的企業水土不服，扎不下根來，甚至投資失敗。您對此有何看法？

　　劉傳武：我在外經貿主管部門工作多年，並長期擔任駐外商務參贊。我的一個深刻體會是：我們的企業和商人“走出去”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基本上是根據一個資訊或經人介紹，就一腳踏出國門，不熟悉投資目的國國情，不熟悉投資目的國法律，盲目開工。當問題發生時，習慣於在當地找關係，希望拿錢消災。

　　而一個對比的例子是，一個加拿大公司在吉爾吉斯開發了世界十大金礦之一的庫姆托爾礦。自1997年開始，平均每年開採20噸左右的黃金。近些年，吉爾吉斯政府和各界都覺得吃虧，採取各種措施，希望爭取到更多利益，但總體並未影響到加拿大公司的經營。

　　加拿大公司曾專門邀請我作為第三國的商務代表參觀他們的企業。我發現，他們在吉爾吉斯的公司專門設有外聯部門，負責對外聯絡和宣傳，還有公司刊物，登載為吉爾吉斯國家、社會和當地居民所做的納稅、解決就業、環保等方面的貢獻。

　　我國走出去的企業，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大企業還是小企業，有多少能做到這一點？

　　記者：那您認為中國企業該如何走出去？成立華和國際的動力是什麼？

　　劉傳武：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有另外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依靠權威的跨國諮詢機構，從項目前期可行性調研，到項目運營中的法律支援，政策引導和協調都能獲得保障。企業只需要做出決策、配套資金、派出核心管理人員就可以輕鬆、安全地在境外做項目。

　　雖然我國在商務考察、參展辦展等貿促活動已很活躍，但還是遠遠不夠，而且很多活動流於形式，導致中外“企業間缺乏相互了解”成了雙邊經貿合作不順暢的一個藉口。

　　我成立華和國際的原因，就是想為中國“走出去”企業當一個顧問，不僅可扶開工，還可送全程。華和國際成立四年來，一是通過與政府合作搞貿促活動，迅速建立起了華和國際的影響和知名度；二是搭建了與上百個商協會等國外合作夥伴的大平臺；三是帶出一支專業的國際商務諮詢隊伍。

　　目前，“一帶一路”戰略已經從規劃開始落地，基於我非常熟悉的中亞市場，華和國際發起的“絲綢之路經濟聯盟”是一個民間商業平臺，已經得到了中亞各國的積極反饋。

　　記者：目前各級商務主管部門、各級地方政府都在採取各種措施，幫助企業“走出去”。華和國際如何與政府定位區分開？

　　劉傳武：政府需要民間助手。首先我國在“走出去”的問題上，一直是政府直接推動企業，但政府終歸只能指個方向，或扶開工，剩下的路還得自己走，諮詢機構則不僅可扶開工，還可送全程。

　　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外經貿政策也需要參謀。尤其是地、縣級政府，發展外經貿的內外部條件都受到很大限制，需要具有全局、國際視野的諮詢機構協助其開展外經貿發展的規劃工作。

　　所以類似于華和國際這樣的專業諮詢機構可以幫政府做課題、推動重大項目的實施、做外經貿發展的策劃。

　　實話實説，通過“前期可研-法律保障-政策引導”，幫助企業“安全、有序、文明”地“走出去”，樹立中國企業的新形象。儘管道理是這樣，但實際做起來並不容易。

　　我做了大量的宣傳和引導工作，有些企業很歡迎，有些企業在觀望，還有企業存在排斥心理，因為他們堅信一條：沒有拿錢搞不定的事情。

　　記者：目前，中國向西“走出去”，在體制機制方面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劉傳武：首先，要系統解決、完善經貿服務體系。例如，各國對中國機械設備的性價比已高度認同，市場需求旺盛，但有兩個關鍵問題制約著這項貿易的更大發展。一是售後服務，目前的現狀是缺乏售後網路以及各企業售後和各企業單獨作戰；二是融資租賃，我國的企業至今未能邁出這一步，理由是對國外市場不了解，風險難以掌控。

　　售後服務方面，需要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共同參與，比如建立境外機電産品售後服務基金，由基金在各國建立系列服務網點，也避免了各企業自己建點的浪費。融資租賃方面，只要建立有效的經營模式和諮詢、法律保障體系，是可以大膽“走出去”的。

　　貿易結算方面，需要推動銀行走出去，走出去的銀行要更大膽地開展業務，包括存匯款、信用證結算、人民幣與各國貨幣直接兌換，以及支援小額信貸、融資租賃、售後服務中心建設等等。

　　跨境電子商務方面，建立面向中亞國家，以俄語為交流工具的網站平臺和國內外互動不是問題，主要要解決物流和支付的問題。

　　解決了這些問題，受益的不僅是中國企業和商人，中亞各國也將在這種更加文明、健康的貿易環境中直接受益。

　　記者：對於中央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各地紛紛制定當地政策，但大多還停留在宏觀政策層面。那麼，“絲綢之路經濟帶”到底能給企業帶來什麼商機？

　　劉傳武：以中亞為例，中亞既是一個擁有5000多萬人口的市場，又是我國向西“走出去”，面向更廣闊市場的一個跳板。而且，我國與中亞國家經濟互補性非常明顯，中國在輕紡、家電、機電和具有性價比優勢的高科技産品以及服務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而中亞國家在資源、土地等方面的優勢是我們所缺乏的。

　　近年來，我國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和雙邊項下加大對中亞各國的經濟援助。但光靠援助是遠遠不夠的。如何在中亞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公共合作環境，是真正調動各國積極性，使絲路經濟帶戰略落到實處的關鍵。

　　目前仍以邊貿和旅遊購物為主的貿易方式，顯然不利於我國與中亞各國貿易的健康、長期發展。因此，在中亞建立中國優質商品展銷中心，推動品牌産品“走出去”是必要的途徑。此外，俄白哈關稅同盟已經實行並有擴大趨勢，中國企業需要從貿易合作向在當地投資生産方向轉變，充分利用俄白哈關稅同盟，以及獨聯體自貿協定，吉爾吉斯、塔吉克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優惠條件，開展貼牌加工合作，更好、更大規模地佔領中亞、俄羅斯、白俄羅斯市場。

　　以礦業為例，相關機構可在中亞成立礦業投資基金，可以與各國政府主管部門談，也可直接收購私有化的礦權，依託專業諮詢和法律機構，樹立長期合作的理念，在環保、就業、納稅、回饋當地社會等方面積極配合和商談。這樣，一方面會得到所在國政府和老百姓的歡迎、尊重和信任，另一方面即使出現問題，依靠雙邊政治關係和中國政府的影響力、強有力的管理、諮詢和法律團隊，完全可以正常、長期經營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