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有關資本主義的相關研究著作不勝枚舉。中信出版社近期引進的《資本主義大變形》一書，是其中引起激辯的一種。該書作者斯托克曼曾任裏根政府的預算管理辦公室主任，後轉往華爾街做了20多年投資銀行家，在衰敗的底特律汽車業杠桿收購中負債破産，被控欺詐而遭起訴，但未被定罪。這樣一位既有美國政府財政管理經驗又有著華爾街跌宕起伏的淘金經歷的作者，其對於全球金融危機的剖析，其中或有獨特之處。

　　1 違背財政紀律釀造苦酒

　　斯托克曼的觀點確實頗為獨特和鮮明。他認為，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陷入大變形，自由市場經濟和繁榮已經危在旦夕。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已經淪為權貴資本主義和金錢政治的工具，被集權政策的觀念所束縛。其經濟政策的三駕馬車——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理論——都有著集權政策的氣息。華盛頓和華爾街互相勾結，沆瀣一氣，其結果就是利率機製作為金融市場可靠的價格信號已然失效，華爾街變成了賭場，美聯儲肆無忌憚地實施零利率政策，無情壓榨儲戶的血汗，導致全球大宗商品泡沫越吹越大。

　　他認為，2008年9月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時，華盛頓不應動用援助基金來拯救華爾街。華爾街危機並不需要採取超發貨幣、財政赤字和救助方案等破壞財政紀律的解救措施。這次危機是過去幾十年中華盛頓違背財政紀律而累積導致——未經國會撥款的戰爭、盲目減稅、擴張福利國家，腐蝕了美國的經濟制度，釀造了最終的苦酒。

　　斯托克曼認為，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資本主義遭受著雙重危機，已經墮落為權貴資本主義。在公共管理方面，國家正處於政治無能和財政崩潰的邊緣；在私營企業方面，經濟演變成投機賭博，財富被少數人掌控。權貴資本主義體制動搖了美國的根基，摧毀了美國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

　　2 如何治愈大變形？

　　如何治愈大變形？斯托克曼提出了自己獨特的建議。比如，重建央行和穩健貨幣、廢除存款保險制度。還可以通過綜合性修正案改革執政任期：將總統和參眾兩院國會議員的任期設定為六年；廢除總統選舉團制度，實行一人一票；聯邦競選的資金嚴格從公共財政劃撥，禁止使用私人獻金；聯邦政府官員不得參與遊説活動。他認為，綜合性修正案將使國家擺脫統治階層的控制，弱化黨派政治的力量。

　　斯托克曼的政策建議還包括：結束宏觀經濟管理，把國家與自由市場分開，讓消費者、生産者、儲戶和投資者通過自由市場來決定各种經濟指標；解散進行經濟干預和集權管制的聯邦機構——能源部、教育部、勞工部、農業部、住房和發展部，等等；建立以現金支付為基礎的最低社會保障體系，取消最低工資標準，防止福利濫用。

　　斯托克曼指出，治愈大變形的最好療法，是回歸穩健貨幣和財政公平的政策原則。國家不必管理經濟週期，不要用刺激增長和就業的措施推動自由市場的發展，也不應實施普惠制的社會保險福利。國家僅需承擔基本的人道主義關懷之職責，成為最底層人民的受託人，致力於維護健全、公平、有效的最低社會保障體系即可。

　　斯托克曼的政策建議複雜、激進，美國左右政治陣營對其毀譽皆有，有時還難以政治譜係分界。他的基本立場偏于保守派的自由放任主義，比如對於聯邦政府的集權政策和經濟干預的抨擊，對於自由市場經濟和“小政府”的推崇，都是保守派的慣常政綱。但是，他強調增稅，主張削減國防預算、維持軍事保守主義，又與保守派中注重國防、強調安全的立場相左。而他一些頗似“茶黨”民粹立場的提議，比如對於類金本位制度的鍾情，則頗遭譏諷。有評論者認為，斯托克曼對於左翼來説，看著像是“敵人的敵人”，但卻並非“朋友”。（格拉漢姆）譽之者稱其揭穿了裏根保守主義的神話；雄辯中包含了大量知識；是多年來對金融制度歷史敘述最充分的書籍之一。自由左翼論者對其主張最低福利保障、鼓吹自由市場、誇大聯邦政府“毀滅美國”之類的説辭，則毫無好感，指斥其人是“脾氣惡劣的老傢夥”，其著“唾沫橫飛”，其經濟前景分析和政策建議純屬“誇大其詞”“虛無主義”“瘋言瘋語”。（克魯格曼；伯恩斯坦；歐文）美國的左右對立之激烈，看來在在皆是，同樣是“惡言惡聲”，不遑多讓。

　　3 向左？向右？

　　美國左右政治陣營在剖析2008年金融危機時關於集權與分權、干預與放任的立場對立、政綱攻訐，並不限于斯托克曼此著，眾多著述同樣見解分歧。比如，斯蒂格利茨等人在檢討2008年金融危機時認為，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極端金融自由化、放鬆管制，對於金融危機的形成難辭其咎。要恢復對金融系統的信心，政府對金融實施更週密的監管措施非常必要。（斯蒂格利茨等《看得見的手：我們從這次金融危機中學到了什麼》）

　　而右翼論者，比如美國兩屆總統候選人史蒂夫·福布斯，如同斯托克曼一樣，激烈抨擊“大政府”，認為“大政府”助長了美國的裙帶資本主義，破壞了自由市場，並直接導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鑄美國自由市場的靈魂：道德的自由市場與不道德的大政府》）

　　艾薩克的立場也頗為接近斯托克曼的觀點，認為華盛頓救助“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是“無謂的恐慌”。（《無謂的恐慌：華盛頓如何毀了美國》）作為最權威的銀行監管人士之一，艾薩克的觀點值得關注。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銀行和儲蓄貸款協會危機中，他是時任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主席，負有救助之責。當時3000多家銀行和儲蓄機構破産，但民眾並未失去信心。艾薩克認為，2008年的危機是由於保爾森的失誤，盲目進行救助而將危機轉變為恐慌。

　　另外，有人則在左右立場之間進行中庸的調和。比如美國學者法默力圖表明，我們需要放棄——而不是像斯托克曼那樣決絕地選擇——在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選邊”，才能挽救經濟。（《經濟：向左還是向右》）

　　4 如何改變“全球承襲制”？

　　關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探討，法國經濟學者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的觀點值得關注。他認為，2007-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並未重復1929年“大蕭條”的慘景，一個重要原因是發達國家的政府和央行採取了應對措施，創造了必要的流動性，阻止了金融系統的崩潰。但是，當時的實用主義措施並未真正解決製造危機的結構性問題，比如金融監管廢弛、金融透明度極度缺乏、貧富差距的擴大等。2008年的危機是在21世紀爆發的首場 “全球承襲制資本主義”危機，但不會是最後一場。

　　“全球承襲制資本主義”是皮凱蒂此著中的重要概念。他利用法、英、美、德等發達國家關於收入和財富記錄的新史料，對於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制度下收入和財富變化的動態過程進行了探索。他發現，近幾十年來，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現象逐漸擴大，我們退回了“全球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年代——最富有的那些人不是通過勞動創造了收入，而是通過繼承變得越來越富有。

　　他指出，資本主義財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本收益率(r)長期內高於經濟增長率（g）（r>g，皮凱蒂稱之為“資本主義第二基本定律”），導致財富分配差距日益增大。而要消除全球範圍內的財富不平等，他倡議在全球範圍內對富人徵收累進資本稅，增加金融透明度和全球資訊共用，以便維護經濟公平，捍衛民主制度及其根基性的正義理念。

　　皮凱蒂樂觀地展望，民主制度可以通過審慎的政治辯論——而不是通過暴力徵收——來實行累進資本稅，把財富置於民主監督之下，重新控制資本主義，確保公共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同時保持經濟開放和自由競爭。要達到這一目標，則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區域政治一體化和全球協作。

　　儘管全球累進資本稅的徵收可能是遙遙無期的“書生願景”，歐盟的深度區域政治一體化實驗步履蹣跚，全球化也不時遭到反制力量的衝擊，但是，抑制資本主義“根本性不平等”的破壞力，消弭日益增長的貧富差距，協調、平衡效率與公平、干預與放任、集權與分權、自由與責任等此消彼長的複雜關係，是當今政治經濟論辯的題中應有之義。斯托克曼和皮凱蒂的著作，雖然都未必達致確鑿的結論，但它們所開啟的探討、辯論和對話的空間，或許更為重要、更富啟發。

　　□劉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