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彬高飛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我國農民工總數量為2.69億人，其中新生代農民工約佔總量的70%。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意願、自主意識及權利意識等方面，較老一輩農民工更為強烈。由於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複雜、牽涉面廣，農民工市民化不僅涉及硬體建設，還應包括人的生存狀態。然而，就農民工個體而言，精神狀態方面的問題往往容易被忽視。

　　筆者對從事建築行業、飲食行業以及汽車修理行業進行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存在缺少精神生活和娛樂休閒的問題。一旦遇到情感和精神壓力問題往往無法自己解決，有的性格開朗的還好説，稍微內向的便經常無所適從。平時沒有娛樂活動，空閒時間也只能靠玩電子遊戲打發。沒有積極健康的精神生活，再加上網路虛擬世界的負面影響，導致現實生活中容易出現打架鬥毆等極端案例。

　　新生代農民工不正常的精神狀態充滿了非理性的情緒，造成了諸多負面影響，有時直接將他們推向了犯罪的深淵，不僅不利於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而且會對其工作和居住的社區治安、和諧發展産生不利的影響，成為城市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狀態亟需改善。而要想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狀態進行有效干預，必須認真分析導致農民工精神狀態的原因。

　　在筆者看來，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狀態可能是以下幾種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的:

　　首先，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説，在城鄉兩種社會形態頻繁跳動需要一個適應過程，而工作、居住的生活變動卻往往急劇。在鄉村，社會結構總體上還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同心圓差序社會結構，依靠血緣、地緣以及傳統道德規範自發管理。農民勞動力轉移成城市勞動力後，一切規則都變了，都市的霓虹燈、電梯、摩天大樓等都是他們在農村很少接觸的。大量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城市長大，但是卻未能充分享受城市生活健康積極的一面，因而在農村和城市都找不到歸宿。

　　第二，農村傳統教育缺少對農民工精神狀態的關注。老一輩的農民由於經歷過更為惡劣的生活條件，所以他們覺得自己的孩子有吃的有穿的，一定非常幸福了，不會想到自己的孩子精神世界很貧乏，甚至精神壓力很大。新生代農民工的兄弟姐妹也不多，缺少能直接溝通、交流的人群。

　　第三，缺少同鄉同學聯誼會等社會組織。一個正常的社會人，當遇到問題除了找自己的家人，還會到自己的組織或者圈子去尋求幫助，但是農民工目前缺少可以自由表達情緒的社會渠道和組織，無法順利把對城市社會的負面情緒紓解開來。儘管有現代化的通訊方式，但是因為可以提供情感慰藉的朋友很少，因而也無法發揮作用。

　　長遠來看，數以億記的農民工如果沒有良好的精神狀態，就不會有健康的身心，不僅降低自身的生活品質，還將極大減少人力資本的形成，顯然不利於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更為重要的是，也將會對城市社會和諧發展構成挑戰。對此，國家已經高度關注，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著力突出了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政府新近幾次關於農民工的專題會議也開始關注農民工體面的生活，政府已經從國家層面開始重視這一問題。

　　我們更應該關注這些來自農村年輕人的精神層面。通過政府引導、社會關注，使他們從內心懂得尊重的真正含義；學會關心別人、愛護別人，學會通過合理的方式表達情緒；通過社會組織，搭建農民工交流的平臺，豐富業餘文化生活，使他們告別網路遊戲，真正擁有健康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