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成都11月7日電（記者吳光于）掌門11年間，他累計完成200余億元投資，集團控股的興蓉投資成為迄今成都市唯一的國有上市公司——業績輝煌的興蓉集團原董事長譚建明，近日因受賄罪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工投集團原董事長戴曉明、高投集團原董事長平興、建工集團原董事長張俊、投控集團原董事長吳忠耘、成都銀行原董事長毛志剛……2012年以來，成都先後有6位市屬國企掌門人因受賄被查處。作為商界“能人”，他們的“成功”故事各不相同，然而他們的“落馬”卻如出一轍。

　　中央巡視組在最近一輪巡視時專門提到“能人腐敗”，直指一些地方政府、企事業單位“一把手”的監督缺位。專家指出，應紮緊制度“籬笆”，防止有能力的幹部出現貪腐，還要激勵和調動“能幹不貪”的幹部，防止他們被“逆淘汰”。

　　“貪”：心態失衡“堤內損失堤外補”，受賄動輒千萬“來者不拒”

　　調查顯示，譚建明在興蓉集團任職期間，為30多家企業和個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錢物共計3000余萬元（其中未遂1730萬元）。

　　成都高新區投資集團原董事長平興，被指控在1998年至2008年受賄1800多萬元。紅包回扣、字畫紫砂壺、乾股，甚至裝修房子等，他對各種形式的賄賂“來者不拒”。

　　成都工業投資集團原董事長戴曉明，同樣被指控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送的現金、購物卡及代付房租，共計約1480萬元。

　　成都銀行原董事長毛志剛，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人民幣1260萬元，購物卡35萬元，購房優惠款16萬元，以及美元、歐元、英鎊、港幣、台幣等若干，同時還收受622．33萬股成都銀行股份。

　　紀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些國企負責人，介於商界和政界之間，受賄都有種“堤內損失堤外補”的失衡心態。他們認為自己的地位並不牢靠，因此想趁在位為自己以後的生活多做準備。

　　“做了這麼多項目，融匯這麼多資金很艱辛，上市更是難上加難。可是回過頭來看，自己在名譽上沒有什麼收穫，於是對收受賄賂大多抱著‘順勢而為’的心態。”譚建明在接受調查時説。

　　“能”：政商“兩棲”經歷，攬百千億工程“玩轉”市場

　　2002年12月，成都市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興蓉集團有限公司成立，註冊資本10億元，譚建明任公司董事長。他改變過去政府項目的財政撥款模式，以社會化的投融資模式運作60億元的成都水務項目。這一業績至今在成都商界流傳。11年中，該集團累計完成投資200余億元。

　　成都建工集團的業績更可謂是成都國企的標桿。據報道，該集團分別在2007年、2010年和2011年，成為成都市首個産值突破100億、200億、300億的市屬企業。

　　2008年10月掛牌成立，註冊資本金50億元，至2012年底，成都投資控股集團賬面總資産已突破200億，實際控制資産達4000億元。

　　“這些國企的‘成功’，有領導個人能力的因素，但更多來自體制內的強大支援，其中許多企業‘一把手’都是從政府部門走出的‘紅頂商人’。”一名成都市發改委官員對記者説。

　　譚建明曾在“體制內”呆了20年，在成都市發改委工作13年。他坦承，興蓉集團的核心競爭力是政府的污水特許經營資源。“政府是我的後臺，當污水收費暫時不足以支付龐大的管網的良性運營和合理回報時，政府會給予補足。政府有能力補貼，降低了投資者的風險，投資者才敢進來。”

　　而建工集團則幾乎參與了所有成都市重點建設項目，先後承建國家、省、市重點工程1000多項。作為投資控股集團第一任董事長，吳忠耘曾在成都市體改辦工作10多年，擔任過市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主任。戴曉明則擔任過成都市經委主任。

　　“這些國企幹的大部分是國家投資的公共服務項目，‘一把手’又在體制內積聚了大量人脈，這樣的角色使他能調動大量的資源。”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傅江説。

　　“管”：加大監督提高透明度，打破“能幹能貪”怪圈

　　一邊是驕人業績，一邊鉅額受賄，國企高管緣何頻現“能幹能貪”現象？

　　成都市紀委工作人員説，這一現象説明當前國有企業未把反腐倡廉建設融入企業中心工作，“一把手”權力過大、運作透明度不高；企業監事會嚴重缺位；相關國資監管部門未能很好履行監督檢查和日常巡查。

　　“國企高管手中既有政府賦予的‘硬權力’，也有企業和市場賦予的‘軟權力’，雙重權力帶來雙倍風險。”四川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實説，國企監管透明度缺乏已成為制約國企治理體制與治理能力的瓶頸，全面建立國企資訊披露制度、完善職業經理人制度已成當務之急。“國企高管的角色要求既要扛起業務責任，也要扛起廉政責任。”

　　對於防止“能人腐敗”，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則指出，一是要加大監督的力度，發揮公眾和輿論監督的力量，提高官員的違紀違法成本；二是要改革幹部考評和提拔機制，選拔考核時注重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有效激勵和調動“能幹不貪”的領導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