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工作十分辛苦，然而在這裡採訪，記者感受到的卻不僅僅是嚴謹求實的科研作風，更是樂觀積極的科研態度。聊天中，記者一再被這群科學家們的笑聲感染。

　　張廈在這裡有個雅號“張求恩”，不僅僅因為他是加拿大籍，而且因為他為了醫學的夢想毅然回到國內。年紀輕輕的余時滄由於老成持重則被稱為“老余”，崔有宏和張廈由於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腫瘤研究所時間比卞修武早，被團隊裏的年輕人們戲稱為“卞老師的師兄”，而他們則“還以顏色”，叫他們“孩子們”。973項目推進的5年裏，有3個年輕科研骨幹的孩子出世，平素話不多的卞修武也打趣道：“科研成果是不是也應該包括這3個小寶寶啊？”……

　　年近60的崔有宏由於長期伏案，患上了腰間盤突出，一直帶著夾板工作。可他卻告訴記者：“搞科研非常辛苦，但絕不是枯燥乏味。每個人追求的幸福感不同，農民看到莊稼豐收了就會非常喜悅，商人掙的錢越多他就越高興，臨床醫生能把病人治好就非常幸福……對我們來説，能取得科研進展、解決臨床問題就是最大的滿足。所以，雖然我們很辛苦，但我們始終保持著樂觀的心態。”

　　被團隊深深影響的余時滄説：“一個人願意做一件事，喜歡做一件事關鍵在於他是否把這個事當作一種愛好。立足基礎科研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愛好。”

　　這大概就是團隊的“卞化”吧！正是因為這樣，出自這個團隊的論文和課題申請標書猶如一件件精美的藝術品，雜誌接受率高，基金中標率高。

　　還記得加入團隊之前，孔祥復院士仔細了解了這個團隊的科研水準。他對卞修武説：“你們有那麼好的硬體設施，又有這麼好的臨床資源，你們的研究不用跟著國外走啊。你們應該走出自己的原創性科研道路，依託臨床治療優勢，成果將是空前的。”

　　事實證明了他的判斷。幾年來，這個團隊在病理學科的基礎研究上，已經由跟蹤發展型轉變為創新引領型。在腫瘤幹細胞的研究上，他們無疑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在這裡採訪，記者聽到這樣一個故事：為了學習最先進的醫學技術，一位國內的年輕專家經過層層申請，到國外一家著名癌症研究機構學習。可沒想到，在那邊的一項研究把他和外國同事們難住了。這位專家打聽來、打聽去，得知這個領域最頂尖的團隊就是中國卞修武的團隊。為此，他只好從國外又回到國內，尋求他們的幫助。

　　這個故事聽起來頗有些諷刺意味，但他們不這樣想，“這説明國際上開始對我們進行認可，也説明醫學進步日新月異，一點點沾沾自喜，一點點驕傲自滿，也許就會讓我們停滯不前，被別人趕上。”

　　但至少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開始把目光投向遠在中國西南的這個團隊，越來越多的學生都想來這裡學習最先進的科學知識。

　　“我們負責的我國首個腫瘤幹細胞973項目即將通過驗收，這個項目解決了腫瘤幹細胞‘有沒有、幹什麼、怎麼辦’三大問題，後面要徹底解決肯定有很多的路要走，比如腫瘤幹細胞的分子機制、臨床治療的應用等等，但至少我們奠定了這個基礎。這是個平臺，別人也可以借助這個平臺進行研究，繼續推進癌症治療的步伐。”卞修武説，“現在我們已經找到研究的思路，研究的方法、技術也逐步成熟，團隊也磨合的越來越好，研究的步伐將會大大加快。如果能繼續研究下去，申請滾動課題，那麼我們將會取得更大的成績。”

　　實際上，卞修武和他的團隊所取得的成功是病理學的成功，更是一次“醫生的醫生”完成的漂亮轉身！

　　從事病理研究很枯燥，是一項“高風險、低收入”的職業。“高風險”是指病理醫生需要對臨床標本進行診斷，判斷病情，然後交由主治醫生處理。臨床醫生的診斷和治療，都要聽病理醫生的診斷結果。比如小孩身上有個包，要做手術。那麼，是惡性還是良性，切多大，截肢還是不截肢，都要病理醫生通過顯微鏡來診斷，確診是什麼再手術。特別是在腫瘤手術中，病理醫生只有30分鐘去判斷患者的腫瘤是惡性還是良性。一旦病理醫生診斷錯誤，就將對整個治療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釀成醫療事故。因此，美國教科書上寫道，“病理乃醫學之本”“病理醫生是醫生的醫生”。“低收入”是指病理科由於不是醫院的創收科室，現在很多醫院不重視，投入也不是很多，病理醫生收入較低。

　　去年年底，卞修武接任中華醫學會病理學分會主任委員。這一名譽的獲得，是對西南醫院病理科成績的肯定，更是對卞修武醫教研全面能力的肯定。重擔在肩，這位在病理學領域奮鬥了幾十年的大專家坐不住了。

　　“振興病理學科，除了呼籲學界和社會的關注之外，還要進行大力創新。”卞修武説，我國醫學界一直以來要求的是大病理，要求病理醫生從頭看到腳。而國外則是專科，病理醫生專業分的非常細，這就大大提高了病理醫生診斷的準確度和深度。因此，目前十分有必要提倡病理醫生的亞專科化，即要求病理醫生在大病理的基礎上對某一個專科非常精通。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分子病理的檢測。很多抗腫瘤藥物的個體化治療都是通過分子病理實現的。要知道，分子有沒有突變，如何治療，都是由病理學完成的，為臨床提供線索。這個平臺的建設將是未來病理學科發展的一個方向。

　　“何梁何利獎是對我和整個團隊的褒獎，更是對全國病理學界的褒獎，同時也是鞭策，激勵著我們繼續向前推進科學研究。”卞修武説，“近十幾年來，全國的病理學科不太景氣，希望我們獲得的這個大獎可以給全國的病理學科注入強心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