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訪談

　　據報道，澳大利亞警方近日和中國達成協定，協助中方引渡逃到澳大利亞的貪官，並協助查封他們的資産。中澳之間的合作是否能推廣，中國今後的追逃追贓工作還需在哪些層面加強？新京報就此專訪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教授。

　　【訪談嘉賓 】 黃風 反腐專家，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聯手追贓考驗中方取證能力

　　要改變“人追回來，錢卻追不回”的現象，主要在於中方提供足夠的證據材料，去證明貪官哪些資産屬於非法轉移的犯罪收益。

　　新京報：澳方這次表態協助中國引渡貪官，是一種慣常合作，還是有所突破？

　　黃風：就追逃追贓來講，中澳間的合作一直比較密切。澳大利亞這次的表態，從合作方法上來講，仍保持著連貫性，但顯然加強了力度。

　　當然，這還不是通過雙邊引渡途徑。中國和澳大利亞已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但履行該條約需要經過立法程式，包括本國的立法機關批准，還要互換批准書等，最後才在規定時間內生效。中澳之間雖然締結了，但目前還沒生效。不過這並不妨礙雙方開展個案引渡合作，此前也已有很多成功案例。

　　新京報：“人追回來，錢卻追不回”的現象以前較普遍。澳大利亞這次表態貪官的錢“是從中國竊取的不義之財”，對這些錢通常會怎麼處置？

　　黃風：在這方面澳大利亞有比較明確的法律，其在2002年出臺了《犯罪收益追繳法》。目前主要的問題是：中方能不能提供足夠的證據材料，去證明在澳大利亞發現的哪些資産屬於非法轉移的犯罪收益。特別是轉移時間較長的一些資産，案件是數年前甚至十幾年前的，還能不能向澳方提供足夠的證據，對中方可能是個考驗。

　　新京報：如果確認了貪官的非法資産，那麼在中澳之間可能會怎麼分配？

　　黃風：澳大利亞的《犯罪收益追繳法》中，有“資産分享”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在幫助中國成功追繳資産後，澳方有權對被沒收的資産實行分享。具體來説，就是澳方沒收非法資産後，會將一部分返還中方，另外的則納入他們國庫。因為澳方要對已在他國內的資産進行沒收，也需要中方提供能證明資産非法的相關證據材料。

　　不過法律沒有規定明確的比例，而是説依據“合理的比例”，具體多少取決於很多因素，如中方提供證據材料的分量，有關犯罪行為在中國境內是否由財産受害人等。

　　合作追逃還是要“從我做起”

　　追逃追贓是項系統工作，需要主管機關針對具體案件紮實做工作，在調查取證資金轉移、非法手段取得移民身份等方面多下功夫。

　　新京報：簽署雙邊引渡條約，是國際合作追逃的常見手段。中國目前已和38個國家簽署，和更多國家簽署有哪些難度？

　　黃風：在現階段，中國和任何國家簽雙邊引渡條約，從法律上講都沒無法克服的困難。過去常説的“能否不判死刑”等，現在都不是問題。對於少數國家，如美國，締結雙邊引渡條約的主要障礙在於政治因素。在美國，該條約的簽署要經過國會審議與批准，但美國國會對中國的人權保障制度、刑事司法制度等還存在很多成見。在此情況下，我們要通過行動和事實證明，中國相關法律制度符合國際標準。而在條約暫時還難簽署的情況下，也有些替代做法，如移民法遣返、勸返、異地追訴等。

　　新京報：今年以來，中國在加強國際追逃力度，8部門參與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也提出建立動態的外逃人員數據庫等，這些措施會起到怎樣的作用？

　　黃風：建立動態數據庫，是很基礎也很必要的工作。過去人們講“外逃貪官”，有時比較寬泛，“貪官”所指應是犯罪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國有企業管理人員，但有時人們會把經濟犯罪出逃的民營企業家、混合所有制企業管理人員等，也歸於此列。

　　而建立數據庫可以嚴格圈定範圍，在外逃人員中真正的“貪官”只佔很小的比例，他們應成為境外追逃的重點。這群人在對抗引渡或遣返時，可能會找“回國會受‘政治迫害’”之類政治理由，這就需要拿出不同的應對手段。而對那些有長期移民計劃，或已提前取得移民身份的人，在引渡外，也可考慮通過證明他們取得移民身份時採取了欺騙手段，吊銷其移民身份。

　　新京報：除數據庫外，追逃還要在哪些層面重點下功夫？

　　黃風：追逃追贓是項系統工作，很難通過短期“運動”一蹴而就，需要主管機關針對具體案件紮實做工作，通過嚴格調查、甄別取證，為追逃追贓做好準備；當然有些工作，如調查資金轉移、非法手段取得移民身份等，會涉及國際合作，需要相關部門協調，不能囿于部門分工而有所耽誤。

　　總之，澳大利亞等國的表態協助我們很歡迎，但最關鍵的，還是我們自己紮實做好每個案件的調查取證工作，這些是國際合作追逃的基礎。

　　□時事訪談員 敬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