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59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發表了題為“中國的金融形勢和金融改革：機會與挑戰”的主題演講。余永定表示，企業的融資成本明顯上升，融資貴、融資難問題非常突出，給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金融穩定造成嚴重威脅。余永定認為，要解決融資貴、融資難這一問題，靠貨幣政策副作用過大，關鍵還在於壓低仲介成本，根本方法則是要加速中國的金融改革，尤其是其中的利率市場化改革。

　　余永定從中國目前存在的融資貴、融資難問題講起。

　　他説，長期以來中國的利息率偏低，從經濟學上來講存在著金融抑制的現象。但是自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利息率卻在上升，換言之就是企業的融資成本在上升。

　　從短期來看，這是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看得遠一些，則涉及到中國金融的穩定。有三個事實值得注意。

　　第一，中國企業的負債率非常高，也就是所謂的杠桿率非常高。杠桿率可以用公司債務對G D P的比來衡量，根據社會科學院和其他機構的研究成果，中國企業的杠桿率是120%-150%左右，可能是世界第一。根據標普提供的研究成果，中國企業的債務總額超過14萬億美元。美國才是13萬億美元，説明中國企業債務問題非常嚴重。

　　第二，中國企業的利潤率非常低。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5000個大的非金融公司，平均利潤率一般是在7%左右，中國500強的平均利潤率是2%多。

　　第三，企業的融資成本在快速上升。中國5000家製造業的平均利潤率是6%多，融資成本是6%多甚至7%。這三個事實加起來，你會發現企業的杠桿率會越來越高，可能形成惡性迴圈，導致危機。

　　余永定認為，融資難、融資貴不簡單對當前企業的生産、財務成本造成影響，而且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金融穩定造成嚴重威脅。這個問題大家關注的不是特別多，大家比較關注比如説房地産價格暴跌、房地産市場崩潰造成不良的債權。其實，房地産相關貸款在銀行的貸款總額中所佔的比例僅僅是20%，更何況房地産價格下跌不會導致所有的房地産按揭貸款都成為壞賬。雖然房地産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但是從數字上來比一比，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更可怕。

　　關鍵是要壓低仲介成本

　　他認為，在2013年以後，中國企業融資難變成突出問題，一個關鍵的原因是仲介成本上升，而這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有消極的影響。具體原因包括下述幾方面：

　　第一，加成率過高。2013年，工農中建交五家商業銀行的平均利潤率高達23 .6%，其中工商銀行的利潤率接近30%。當年，中國工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不超過7%，500強是2.3%，規模以上 工 業 企 業 主 營 活 動 平 均 利 潤 率6.04%，對比非常鮮明。

　　第二個是風險議價上升比較厲害。銀行不想承擔任何風險，銀行給你企業提供貸款要求首先要有抵押，還得有擔保。而且在確定企業抵押品價格的時候往低了壓價，還讓企業付評估費。總而言之，一系列措施都是為了銀行維護自身安全。這種考慮當然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走過，如果銀行都不想冒風險，那麼整個經濟就會出現衰竭。

　　第三個原因是房地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替代作用。如果銀行認為房地産價格會繼續上升，地方政府借的錢也可以通過出讓土地歸還，於是把錢大量借給房地産商或地方政府。那麼另外一部門，比如中小企業，很可能得不到足夠的錢。那麼進入這個部門的資金，利息率就會收得非常高，最終拉動加權平均利息率上行。

　　第四，現在存在兩種控制，一種是信貸規模控制，還有一個是75%的貸存比控制。銀行有了資金後使用資金才能夠有利潤，本來銀行直接把錢借給企業就行了，現在由於種種規制不能直接借，要通過張三李四王五之後才能把錢借給企業，這些中間環節也要分一杯羹，自然就把資金成本提了上去，這可以認為是一種交易成本。

　　余永定表示，現在需要回答一個問題，是否可以通過降低基準利息率降低成本。要看到，仲介成本較高是當前企業融資貴的重要原因，而實際上仲介成本不能主要通過貨幣政策來解決。

　　貨幣政策雖然有用，但是有限，而且會有些副作用。由於仲介成本的出現，假設基準利息率被政府的財政政策壓下來，企業所面對的利息率下降，它的資金需求就會增加。但這個時候由於利息率低了，對儲蓄者來講，也就是消費推遲的獎勵減少了，自然的結果是要減少資金供給。於是可能出現資金的供給不足，最終導致産出不足，通貨膨脹壓力上升。由於資金供給小于資金需求，信貸市場上存在利息率上升壓力。金融企業肯定想通過各種手段把錢借出去，政府不讓他們做的結果就是人為壓低利息率，必然導致資源配置惡化。

　　根本解決融資貴要靠金融改革

　　中國企業現在面臨的融資貴、融資難問題，部分跟貨幣政策有關，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要想根本解決這個問題，要加速我們的金融改革，余永定表示。要改什麼？實際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綱領，主要內容實際上是四個。第一是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機制。第二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第三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係的國債收益率曲線。第四資本項目自由化，解決人民幣的可兌換問題。其中，第二和第三是一致的，你可以把它歸為一個東西，講利率市場化，其中一個目標是要建立國債收益率曲線。

　　余永定認為，這四條內容是完全正確的。比如説市場利息率的市場化。當前中國存在著至少三個基準利息率，央行公佈的存款貸款利息率，國債收益率，還有SH IBO R (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這是不正常的。要想對金融産品定價，就要有一個基準利率。基準利息率是定價的基礎，沒有它就會造成亂定價，就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套利活動或者尋租活動，增加仲介成本，讓借貸雙方的很多時間、精力、資源都浪費在這個方面，而不是服務於實體經濟。所以中國確確實實應該儘快建立這條收益率曲線。

　　余永定説，中國人講利率自由化的時候，往往傾向於認為別管它，願意付多少就付多少，願意差多少就差多少。實際上不是這樣，因為在中國，很多金融市場根本就沒有，所以根本就無法自由化。在中國，要想利率自由化，首先要把市場建起來。一個國家要想有一條穩定的無風險收益率曲線，要解決的有些是屬於自由化的問題，有些是屬於放寬管制的問題。但是對中國來講，我認為建設市場的意義可能比自由化還要更大一些，比如説國債市場。儘管中國沒有很多財政赤字，債務佔G D P的比也並不高，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依然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建立國債市場，比較有流動性而且比較深的國債市場。

　　發展國債市場有一個可以考慮，怎麼在咱們外匯儲備上動動腦子。改革的順序應該是匯率的市場化第一，然後是利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開放。基本上有這麼一個順序。總的來講，匯率自由化是相對容易的，我覺得我們已經非常成熟了，如果你願意明天就可以。利率複雜點，要費點事，因為存在一個市場建設問題，但是也可以説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

　　資本項目自由化我再強調一下，我認為這個問題要非常謹慎小心。因為我已經活了這麼大歲數，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正好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時候，在香港、日本做廣泛的調研，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個國家大量的財務可以在瞬間全部沒了，想恢復起來要十年二十年。明顯感到當時由於馬來西亞過早的資本項目自由化，所受衝擊影響的後遺症今天還存在。

　　問與答

　　問：工業企業面對融資難、融資貴的困難怎麼來突圍？

　　余永定：首先需要從國家層面解決，根本問題在於解決宏觀層面的問題、制度層面的問題。否則即便有一兩個聰明人跑掉，大部分人跑不掉的。第二點，企業不要受其他的種種誘惑。前幾年有很好的企業，看到實業不掙錢了就轉到房地産，一轉就沒有趕上趟，高潮沒有趕上，趕上一個尾巴，自己就陷進去了。我認為中國應該把自己的發展主要建立在實業的基礎上，金融業是實業的一個助手，是一個助推，它並不能夠決定像中國這樣國家的發展方向。像英國，金融佔了它的整個國民經濟50%以上，中國不行。

　　問：現在商業銀行利潤率如此之高，怎麼樣改變這種情況？

　　余永定：關鍵是政府要加大決心。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矛盾，當我們要進行改革的時候，它肯定對現實的經濟增長造成影響。這個時候政府要找到一個底線。我們保住這個底線，堅持把改革改下去，否則就只能一拖再拖。

　　舉個例子，我們在2003年的時候已經在考慮人民幣和美元脫鉤，人民幣升值。當時外匯儲備是4000億美元，有關的決策部門認為一旦讓人民幣升值哪怕是2%，就會有大量的企業倒閉，所以不敢做。結果10年之後變成了4萬億，漲了10倍，攢了10倍多的借條。如果美國繼續搞貨幣寬鬆，或者採取某一種政策，我們的損失會非常巨大。如果當時下定決心做，問題不會像現在這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