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美國裏根政府發佈報告《國家告急:教育改革勢在必行》，針對“日漸平庸化”的美國公立教育品質向國民敲響警鐘，教改從此啟動。這份出自共和黨政府、充滿冷戰式詞彙的報告被當時不少人斥為危言聳聽，然而30年後，民主黨政府正火力全開推行這場以強調“標準化測試”為特徵的教育改革。

　　【一篇報告引發的運動】

　　始建於1998年的波士頓中學是一所特許學校。這是隨標準化教改而興起的一類“公辦民營”學校，辦學宗旨就是把每一個學生都送進四年制大學校門，而老師們會自覺“阻截”任何“意外”。

　　內羅畢·費爾南德斯是該校一名活潑外向的高三學生，已經規劃好就業方向:當個助産士。為此，她在當地一家醫院的産房當過實習生。但她的成績不太好，所以不指望能考上四年制大學，只打算上社區學院。

　　但波士頓中學的運營總監莎拉·芒西努力説服她不要滿足於社區學院，至少應該試著申請一所四年制大學。

　　根據波士頓中學的説法，該校所有學生都申請上四年制大學，且最後都能如願。用該校行政總監珊娜·瓦龍的話説:“我們的使命就是讓學生做好上大學的準備，我們的工作中心就是竭盡所能把他們送進那裏(大學)。”

　　為了完成這個使命，波士頓中學的學生們習慣於各種補習:每天放學後有自習課、家教課，週六也要上課;學校嚴格奉行全國公立中學統一的考核標準，教師們每年接受教學效果評估，一旦不達標，隨時可能遭解聘。

　　在大部分家長和當地教師聯合會看來，這所學校的“標準化教育”是個正面典型。作為一個大部分學生出自低收入家庭的學校，它在州內的標準化考試中取得相當高的平均分。

　　在《國家告急》報告發佈時，波士頓中學今天的校領導們大多還是學生，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理解和執行這份報告的精神:鼓勵並幫助學生把“個人能力”發揮到“極限”，同時努力縮小家庭貧富差距對學生學術表現的影響。

　　《國家告急》由聯邦政府官員、商界與教育界人士組成的“提高教育品質全國委員會”撰寫。委員會花了兩年時間考察全美學校，“震驚”于美國教育品質之低下:標準化測試和作為美國“高考”的SAT分數平均水準日益下降，國際上整體水準落後於日本等競爭對手;有2300萬的美國人屬“功能性文盲”;最糟糕的是，美國人自滿于如此平庸的教育水準而毫無危機感，這直接威脅到美國“社會的根基”。

　　報告最後提出5個解決方案:改善教育大綱、提高測試標準、整飭教師行業、延長學生在校學習時間、提高學校管理與財政支援水準。這5大“支柱”在2009年奧巴馬政府推出的《通用核心》教育大綱中均得以體現。新大綱儘管存在不小爭議，至今仍有超過40個州在執行。

　　當年任“提高教育品質全國委員會”執行總監的米爾頓·戈德伯格説，報告中提及的五條建議猶如“一個凳子的五條腿”，是實現美國教育水準整體提升的必要元素。他認為，今天的教改關鍵總結起來基本還是這“五條腿”，但怎麼修好這“五條腿”，卻是見仁見智。30年前的《國家告急》報告促成今天的效果，連它的撰寫者也始料未及。

　　在報告發表前，美國聯邦政府在教育領域的作用微弱，報告作者也認為理應如此，當時的總統裏根甚至一度想把教育部整個廢除。但後來，聯邦政府成了教改的主要推動者，《國家告急》成了教改藍圖;報告未提及增加學校種類的選擇，但今天全美有將近6000所特許學校，成千上萬的地區學校也正在按照《國家告急》對“優秀教育”的理念重新改造。

　　【“好學校”的苦惱】

　　然而，這場聲勢浩大的教改延續到今日，卻引來越來越多批評聲，包括“誇大危機”、“分數為王”、“教師和校領導自主權力受限”等。

　　紐約州斯塔滕島的柯蒂斯中學頻頻上榜“全美最優秀中學”，也算是體制內的優勝者。它的優秀基於一個事實:72%的學生來自有資格領取食物補貼的低收入家庭，而它的畢業率為大約80%，與全美平均水準相當。

　　標準化教改卻讓柯蒂斯中學的校長倍感壓力。今年6月的一天，學校禮堂裏教師濟濟一堂，正等著校長奧雷利婭·柯蒂斯主持學期結束典禮，但她仍在校長辦公室埋頭奮戰，試圖趕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最後一批教師評估表。學校將近150名教師，共742份評估表要填。

　　柯蒂斯教了30年書，近來填表成了她的主要工作。“這麼多文案工作把我綁死了，我都沒有時間和老師們進行有意義的交談。”

　　她所領導的教師和學生們也有類似的憂愁，他們如今也少有時間進行“有意義的”討論，每年的教學評估結果和標準化考試成績才是關係各自前途的“大事”。

　　“我們在試圖將一切都量化(評估)，”柯蒂斯説，“這個新體制真的更好嗎?我沒覺得。”可是等新學年開始，照樣還有700多張教師評估表等著她填寫，整個紐約州的公立學校都得如此。

　　柯蒂斯中學採取了國際文憑組織為中學生設計的教學方案，其課程設置鼓勵批評性思考和創意解決問題。柯蒂斯校長説:“我基本同意設置標準這個前提，也認同《通用核心》教學大綱中的考核標準。”但她和其他很多教育界人士一樣，認為《國家告急》報告強調挖掘學生潛能有一個負面效果:標準化測試的興起。

　　鼓勵各州推出考查學生學力水準的標準化測試，以便決定是否需要通過補習鞏固基礎還是進入更高階的學習——這是《國家告急》報告中給出的一個附帶建議。然而如今，推行標準化測試成了教改的重中之重，也引發關於教改的最大爭議。

　　反對者認為標準化測試地位被推高有悖教育原義。

　　“按照(《國家告急》中)對‘優秀’的定義，學校應該為全體學生都設定很高的期望值和目標，並且竭盡所能幫助學生達成這些目標，這樣就會被視為一個優秀的學校。但是我們卻是用背道而馳的方式去執行它，”全美最大教師工會主席丹尼斯·范勒克爾説:“我們的做法是看看測試結果，然後擇出那些不及格的學校。”

　　【“標準”並非全部】

　　批評者認為，對《國家告急》建議的曲解，罪魁禍首是小布希政府推出的《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法案。該法案當時得到了共和與民主兩黨壓倒性的支援，2002年由總統簽署立法。這個法案初衷是為那些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學生謀求公平教育，並責成學校縮小經濟條件造成的成績差距。為了考察學校是否讓全體學生達到應有的學業水準，標準化測試成為評估的主要標準。

　　《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曾被認為彌補了《國家告急》對促進教育公平建議的缺失，因為後者僅僅建議家庭貧困學生可能需要額外輔導和小班教學。但隨著實踐推進，前者也被認為存在大漏洞:標準化測試結果顯示，學生數學成績有所提升，閱讀平均水準仍停滯不前;學生學業表現上的“貧富差距”並未顯著縮小;聯邦政府承諾用於提升教育公平的經費補貼也未全部到位。

　　奧巴馬上臺後，加大對教育經費的投入。2009年，奧巴馬政府注入480億美元教育經費，包括“力爭上游”和“學校提升獎勵基金”兩項官方競賽，對教改成績突出的學校和學區給予更多經費補貼。各州公立教育系統於是進入競爭模式。

　　效果是明顯的。據“全國教師品質理事會”統計，2013年，全美已有20個州採用以標準化測試為主要衡量工具的“學生成長值”，用以評估教師任職表現。而2009年只有4個州這麼做。另一個明顯變化是，入讀“公立民營”特許學校的學生人數比2009年增加了將近一倍，這類學校通常不需花納稅人那麼多錢，並且可以不受學區教規和教師工會合同約束。掙紮在標準化測試“及格”邊緣的學校要獲得政府補貼，就不得不延長在校補課時間。現在，全美超過1000所學校的授課時間顯著超出平均水準，比奧巴馬上臺前增長了50%以上。

　　反對奧巴馬教育政策者認為，比起小布希政府，如今對標準化測試倚賴更加嚴重。這種批評也直接影響了政策執行:原本有45個州採納了《通用核心》教學大綱，去年有幾個州宣佈退出。

　　但支援者仍舊充滿希望。保守派智庫托馬斯·B·福德姆基金會的主席切斯特·芬恩説，標準化測試存在的邏輯是，假如對學生、教師或學校的評價不與成績掛鉤，意味著“不好好學習”也沒有任何懲戒措施，那麼三方都會覺得“何必那麼努力呢?”

　　芬恩認為應該堅持目前的政策，人們需要的只是耐心，“有理由樂觀地期盼我們終會看到收穫。”

　　不過，即使對於波士頓中學和柯蒂斯中學這樣的“教改優秀樣板”來説，要真正實現“優秀教育”，《國家告急》和它之後的政策衍生品中提倡的教改理念，包括“標準化測試”，僅僅是一部分條件。

　　説起“成功”策略，兩所學校頗有相似之處:首先是對家境較差學生給予特別關注和輔導，不僅關注其課堂表現，還要確保他們在校外得到有效支援。另外，在教師隊伍中培養親密合作的團隊氛圍、行政管理層努力獲取並維持教職人員的信任也相當重要。學校還強調保持職員族裔背景多樣化，讓學生們從小接觸和習慣於接受不同的種族、思想和文化。(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