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升高，社會和環境成本持續加大，一些中國企業的生産在向欠發達的非洲轉移，“中國製造”開始逐漸由“非洲製造”所代替。不過，有分析人士指出，在21世紀的今天，非洲國家不能以犧牲工人權利和安全保障來換取經濟發展和工作機會，中國也不能重蹈覆轍，把高污染、高社會成本的項目向非洲轉移。

　　曾幾何時，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在市場的導向下，一些製造業開始走出中國，向勞動力成本低，勞動力資源充足的非洲轉移。

　　孫嶠明（音）在江蘇從事服裝進出口生意。2000年初，在朋友的引薦下，他開始做對非洲衣索比亞的出口生意。隨著業務的不斷擴大，尤其是中國政府對紡織、服裝行業等在環保方面規定的門檻提高，以及國內生産力成本的上升，他開始計劃把國內的企業遷往收益更高、政策更優惠、勞動力成本更低的非洲。

　　越來越多中國商人把國內企業轉移到非洲，孫嶠明只是其中的一個。

　　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非洲項目副主任理查德·多文尼（RichardDownie）指出，非洲需要發展，歡迎海外企業在非洲設立生産基地。他説，中國經濟高速發展30年後，勞動力成本逐年上升，很多非洲國家因其勞動力成本低廉而成為吸引投資的目的地，這對中非來説是個雙贏，但非洲國家應慎重考慮這種發展趨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多文尼説：“重要的不僅是給非洲帶來工作機會，而是高品質的工作，勞工的權利得到尊重，工人得到公平的報酬，工作環境得到安全保障。”

　　報道稱，中國企業開始向非洲轉移，除了勞動力生産成本的因素以外，中國日益完善的法律和法規，對企業生産的環境影響，標準也越來越嚴格，致使一些企業尋求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環保標準不高的國家生産。

　　華盛頓的“非洲戰略研究中心”（AfricaCenterforStrategicStudies）研究部主任約瑟夫·斯格爾（JosephSiegle）説，一些非洲國家的失業率極高，創造就業機會對這些國家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他説，中國在非洲投資和建廠對當地來説是件好事，但中國有個不好的名聲，就是攫取非洲資源，剝削當地工人。他説，非洲需要的是“好工作、安全工作、健康工作”。

　　斯格爾：“如果來非洲的中國公司只是逃避中國政府對環境等方面的規定，對非洲來説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此，非洲國家必須要規範外來投資，不能為了急需的工作機會而忽視環境成本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因為從長遠來看，代價會更高。”

　　他説，中國政府和企業在經濟發展中吸取的經驗教訓，即企業發展無視環境和社會影響，壓榨工人血汗等，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他説，如果中國企業給非洲國家發展帶來環境代價，健康代價，中國在非洲的聲譽就會大打折扣。

　　誠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吸引外資，為了發展，也曾經歷過外來投資給中國帶來的不公平和消極後果，為了增長而付出環境，資源的代價。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東亞事務研究員孫韻（YunSun）説，今日之世界與30多年前的80年代相比，已經發生相當的變化，當年西方國家對中國投資給中國社會和環境帶來負面影響，中國在非洲國家的投資項目不能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

　　她説：“發展階段不一樣，大家對外資提出的要求也不一樣。中國現在也不會接受高污染、社會成本比較高的項目。過去西方國家在中國進行的高污染或社會成本比較高的項目，他們那樣做了，不説明他們做的就是對的。那麼到今天，不説明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經濟行為、經濟主體就應該按照他們（西方國家）所做過的事情在其他欠發達地區再重復這樣的經驗。”

　　此外，孫韻説，中國在非洲國家的投資行為帶有規模效應，中國企業在非洲不合規的行為，高社會成本和高環境成本項目，與投資規模小很多的西方國家的相比，對中國的形象和聲譽帶來的負面影響會更大。

　　對於像孫嶠明的企業來説，把國內的工廠轉移到非洲國家，不僅能獲得廉價、可培訓、豐富、樂意工作的勞動力，優惠的政策，還能規避貿易限制。他説，歐美國家對中國的紡織、服裝品設置配額或出口上限，但是非洲國家的紡織、服裝品出口則不受限制。因此，只要他們在非洲的産量達到20%或30%，他們的服裝出口就能堂而皇之地標上“衣索比亞製造”。

　　孫嶠明説，“中國這幾年一直在談論‘中國夢’，我有一個‘非洲夢’，我的下一桶金將來自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