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創新對話美方專家組成員、美國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的新著《創新經濟學——全球優勢競爭》在國內翻譯出版。雖然名為“經濟學”，但阿特金森博士的新著並不是一本標準的經濟學教材，更類似于一份智庫的研究報告。讀罷全書，給人的感覺是書中充滿了“火氣”，這“火氣”既來自於作者對美國創新政策實施現狀的憂心忡忡，也來自他對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所謂“創新重商主義”的批評。

　　阿特金森博士在論述創新政策的重要性時，對政府和市場在創新活動中的作用也進行了分析。在傳統的無法有效提供公共産品的“市場失靈”之外，作者還特別強調了幾點：一是協調失敗對創新過程的破壞。由於複雜的創新活動涉及多個主體，政府在其中的“牽線搭橋”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在市場機制下，面對創新活動的高風險性，如果沒有利益，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是很難一起協作的，而政府的“有形之手”可以降低研發風險，讓各創新主體産生預期利益。二是在全球化條件下，誰的創新政策有吸引力，誰就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創新資源，而有利於創新政策的市場環境通常是政府“一手”塑造出來的。三是由於經濟結構的差異，各國既可以形成高附加值、高創新水準和高技能的均衡，也可以形成低附加值、低創新水準和低技能的均衡，僅僅依靠市場本身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阿特金森博士顯然是贊同“有為”政府的，這也是他對那些對美國創新盲目自信、以為僅靠“自由放任”就能自動提升創新能力的人的批評，他看到了在全球化條件下，有效的創新政策將是國家之間競爭的有效手段。

　　阿特金森博士關於政府和市場在創新活動中作用的分析，對於我們思考當今中國科技創新的改革發展提供了借鑒。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的大背景下，具體到今天中國的各類創新活動和創新過程，政府和市場該到底該如何發揮作用，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按照有些人的理解，政府應該少管科研項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戰略規劃和政策措施上。這種觀點強調了政府作用“破”的一面，但是對於“立”的一面卻幾乎未曾提及。從所謂“創新鏈”來看，政府資助基礎研究和競爭前技術研發，通過項目促進産學研結合，出臺政策、建立引導基金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利用補貼等手段扶持新興産業，採取首購訂購等措施帶動創新産品的需求。可以説，政府的作用幾乎覆蓋了創新鏈和創新活動的全過程，政府和市場之間是一種“犬牙交錯”、“相互銜接”的關係，而不是涇渭分明、互相獨立的關係。

　　時下提升中國創新能力最緊迫的任務，是要大幅度增強企業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在大學、科研院所佔據科研優勢的條件下，缺少了政府的協調和制衡，優質科技資源很可能會進一步向大學、科研院所傾斜，形成“馬太效應”，本來創新能力就比較薄弱的企業更顯得力不從心、困難重重。應當看到，項目也是政策工具的一種類型，與其説政府少管甚至不管項目，倒不如説政府應當管什麼樣的項目，應當怎樣管項目。那些創新能力強的國家，沒聽説哪個政府不管項目，美國就是政府部門管項目比較成功的典型例子。

　　在阿特金森博士眼中，政府的創新政策有好有壞，他建議的稅收優惠、教育、創新平臺屬於“好的”，而類似中國的匯率、補貼、智慧財産權等政策屬於“壞的”。他的這種判斷當然是站在美國立場上的“一廂情願”。韓裔英國經濟學家張夏準教授在《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中指出，這些所謂“壞的”政策，是發達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早就用過的，當它們發現這些政策不再適用自身的時候，就無情地“蹬掉梯子”，並對後發國家指手畫腳。如果按照阿特金森博士等開出的“藥方”，在全球創新資源流動加快、創新能力不平等的背景下，後發國家的技術追趕基本上是一種“美好願景”，只能亦步亦趨跟在人家後面，而那些在技術能力上成功追趕的國家，沒有誰一開始就是按照那些“好的”政策行事的。

　　儘管當前對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的評價出現了“三跑並行”的判斷，但大部分仍是跟跑，特別是核心技術能力差距相當大，而全球化和産業鏈國際分工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後發劣勢”。我們是在發達國家所構建的國際競爭規則之中前行的，今天的全球經濟競爭是一種不公平競爭者之間遊戲，規則的不平等決定了我們的創新之路將會是相當艱難的。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僅有自信是不夠的，還要有強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在這種發展條件下，僅憑市場機制和企業自身的力量是很難實現趕超的，必須要發揮好政府的統籌、協調、引領和帶動作用。

　　南韓三星公司曾經在10多年的時間裏用紡織和煉糖的利潤補貼其電子産業，政府也不遺餘力地給予信貸等方面的支援。如果尊崇市場信號，三星至今可能仍在煉糖。《矽谷百年史》的作者也指出，“對於矽谷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應當歸勞于最大的風險投資者：政府。灣區的高科技可以看作是一個受益於技術軍轉民的最佳示範，也是政府進行整體干預的完美案例。”我們對市場機製作用應當重視，但不能迷信。按照卡爾·波蘭尼的觀點，市場從來就不是一種“自發秩序”，市場機制的形成嵌入在社會過程之中。市場是被政治、社會、文化等各種力量所“形塑”的。張夏準教授甚至主張，“如果一個國家想擺脫貧窮，它就應該違背市場，積極投身於那些看起來困難重重但卻更先進的行業中去。”

　　從當今中國面臨的挑戰來看，危險並不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下定決心、採取有效的手段，倒有可能會掉進“技術能力陷阱”。這不單純是一個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問題，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水準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創新能力。無法想像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如何依靠“脆弱”的技術能力來支撐，這一點即便如尊崇市場機制的已故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也曾經指出過。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應當更加深入地思考政府、市場與創新的關係。

　　（《創新經濟學——全球優勢競爭》 [美] 羅伯特·阿特金森、史蒂芬·伊澤爾著，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4年；《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 [英] 張夏準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