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付麗麗 本報實習生 趙似錦

　　近日，有媒體報道“中華鱘在2013年沒有自然繁殖活動發生”。一時間，長江魚類生態問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引發民眾熱議。

　　其實，不只是“水中國寶”中華鱘，有關長江稀有魚種瀕臨滅絕的消息一直不絕於耳，“長江女神”白鰭豚功能性滅絕，“長江精靈”江豚存活量比大熊貓還少，“四大家魚”魚苗發生量銳減……

　　有專家分析，大量水電工程建設，長江沿線的化學污染加劇、人類的捕撈行為，都是導致長江魚類資源急劇減少的重要原因。

　　“河流中各種魚類的繁殖期不同，除了保護其生境，包括河岸帶、自然水流水溫，限制挖沙採石和航運等等，迫在眉睫的還是應相當長時期內禁漁。”大自然保護協會（TNC）長江與淡水項目專家楊波博士説。之前，她曾和西南大學科學團隊共同對“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做過兩年本底調查。

　　長江魚類資源正處於全面衰退邊緣

　　“長江是我國重要的淡水魚捕撈場所，但是漁業資源正快速、嚴重衰退。”楊波説。

　　正如楊波所言，作為重慶市江津區朱陽鎮的一個漁民，程永彬已經打了近20年的魚，他明顯感覺到光景一年不如一年。“魚的種類和數量明顯減少了，去年打了5000斤魚，今年打的還不到1000斤。像青波、江團等等，1995年之前經常能打到，現在都沒有了。”

　　全長6300公里的長江是我國淡水魚類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被人們形象地譽為我國的“淡水魚類種質資源庫”。整個長江水系，共有魚類400種，其中149種是只在長江生活的特有魚類。

　　但讓人擔憂的是，目前長江的魚類資源正處在全面衰退的邊緣，白鱘活體已極為罕見，中華鱘、達氏鱘數量不足10年前的1/10。長江的天然捕撈量在逐年遞減，由1954年的54萬噸，變為近年來的10萬噸左右。

　　“最常見的青、草、鰱、鳙‘四大家魚’魚苗發生量也大幅減少。”楊波説，受大壩建設、水域污染、生境退化、過度捕撈等因素影響，長江四大家魚幼魚發生量規模下降，年齡結構、個體大小、性比和早期資源量均呈衰退之勢。

　　“由於物種減少，一些漁民迫於生計，不得不捕撈幼魚，個別漁民甚至採用電、毒、炸等非法捕魚，對水生生物資源造成毀滅性破壞，直接威脅水生生物物種安全。”談及這些，楊波十分憤慨。

　　“目前，長江已經失去了漁業商業生産價值，魚類資源情況非常不樂觀，如果再以現在這樣的捕撈強度進行下去，魚類物種保護都成問題。”中國水産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産研究所漁業資源與環境保護研究室主任倪朝輝對科技日報記者説，今後長江應以水生生物物種和漁業資源養護為目的，而不宜再進行商業性捕撈生産。

　　“據我們研究，在對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影響最大的8個因素中，過度捕撈排名第4。”領銜調查的西南大學漁業資源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姚維志説，顯然，在妥善解決漁民生活前提下，嚴格控制甚至取消保護區的捕撈生産，對保護長江漁業生態具有重要意義。

　　江津段漁民捕撈僅能養家糊口

　　“好的年景生活還勉強湊合，像今年，連維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難。”作為三個孩子的父親，最小的兒子還在讀四年級，想起一家子的花銷，程永彬就頭疼。

　　像程永彬一樣，調查結果顯示，江津漁民全年平均作業天數為220天，單船平均全年捕撈收入為52200元，每艘漁船燃油補貼約為8400元，漁民年收入普遍在60000元左右。

　　支出方面，江津段全年單艘漁船需燃油費10700元，船網工具費10600元，再加上生活費等其他支出總計約58400元，每戶漁民人口為2—3人，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1700多元。

　　“對於文化水準低、沒有其他生活技能、也沒有土地的多數漁民來説，從事捕撈業還是比較可靠的謀生手段。但指望通過捕撈實現致富是完全不現實的，所以這樣的捕撈業只是漁民謀生的基本手段，只能屬於生計漁業的範疇，不存在發展為規模化商業漁業的可能性。”姚維志説。

　　就漁船捕撈産值而言，2013—2014年的統計數據與2010—2011年的並無太大差別。倪朝輝認為，長江魚類資源越來越少，專業漁民的經濟收益靠不但增強的捕撈強度，以及長江天然魚類越來越高的魚價來勉強維持，相比近年來物價總體上漲，專業漁民的實際生活水準還是有所下降的。

　　 加快漁民轉産轉業 拯救長江生態

　　為緩解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長江漁業資源迅速衰退，農業部2003年正式在長江流域組織實施每年為期3個月的禁漁期制度，禁漁範圍涉及沿江10個省（市）。但現在看來，效果似乎不盡如人意。

　　漁政部門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江津段的漁船密度和作業強度超過其天然水域漁産潛力的3倍，即使減船限漁對漁業資源的恢復作用也很有限。因此，漁政部門指出，有效遏制長江江津段漁業資源衰竭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加快漁民轉産轉業，減輕捕撈壓力。

　　“我也考慮過轉産，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享受國家社保方面的政策。”程永彬説，在他周圍80%的漁民都有著同樣的想法。

　　調查也顯示，收入偏低江段如朱楊、石門、油溪等地漁民均表示政府給予一定補助條件下願意轉産轉業，尤其是年紀大的漁民，只要政府給購買養老保險就願意馬上轉業；年紀稍小的主要擔心上岸後不能再就業，家庭生活沒保障，因為即使政府買了養老保險，還有10—20年才能領養老金。

　　“目前燃油補貼對漁民誘惑較大，某種程度上講，燃油補貼是合法漁船一項較為穩定可靠的收入，自然影響了漁民放棄漁船轉産上岸的積極性。”姚維志説，建議在上游保護區或長江流域示範性將漁船燃油補貼改為漁民轉産轉業保障基金，引導和鼓勵部分漁民儘快脫離天然漁業捕撈。

　　另外，長江漁業資源衰退的原因除捕撈偏強外，主要來自水電開發、河道採砂和航道建設。因此，調查組建議，可通過國家層面的政策制定，要求相關部門或工程項目擠出部分行業利潤來設立“長江漁民轉産轉業國家專項基金”，專項用於長江漁民轉産轉業。

　　其實，為實現漁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早在1992年提出海洋捕撈減船3萬艘，轉業漁民30萬人的“雙轉”工程，但由於當時國家財力不足、漁業管理粗放、生存與就業壓力大，沿海漁民的轉産轉業任務異常艱巨和複雜。就當前漁民轉産轉業的政策問題，記者曾于8月20日發函給農業部新聞辦，但直到記者發稿，並未收到相關回復。

　　對此，倪朝輝表示，長江流域至今未具體實施過漁民轉産轉業，與之前相比，現在無論從長江專業漁民經濟收益、生活水準的提高，還是遏制漁業資源衰退趨勢，漁民轉産轉業、全江實施商業禁捕都迫在眉睫，喊口號只是空中樓閣，關鍵是政府要出錢。

　　“如何保證漁民上岸後的收入不比捕撈低，涉及到漁民轉産轉業後的就業安置和相關就業技能培訓、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以及國家專項基金的設立等一系列問題，是個系統工程，要在全面做好實事求是調研的基礎上拿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否則轉産轉業再喊十年，也是空的。”倪朝輝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