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郭少雅 蘆曉春 文/圖

　　1966年的夏天，當王彥森還是8個月嬰孩時，他的命運轉了個向。一場突如其來的脊髓灰質炎，讓他還沒來得及學會走路就永遠失去了奔跑的權利。

　　可命運也一定沒有想到，這個出生在天津市武清區大良鎮向陽村的農村孩子，一次次用自己的執著駕馭著命運，用一雙拐杖，為自己，為家人，為向陽村的村民們，撐起了一片幸福的天空。

　　“拄著雙拐，咱也能逛北京城”

　　不服輸，是所有認識王彥森的人對他的評價。跟那個年代的許多農家孩子不同，王彥森堅持念完了從小學到高中的所有課程。“小時候，媽媽背著我上學。放學了，班主任吳老師把我背回家。”

　　為了能讓要強的兒子坐在課堂裏，王彥森的父母用盡了一個鄉村家庭所能想到的辦法。初中時學校在鄰村，離家八九里地。父親用舊自行車改裝了一個手搖三輪車，書包跨在腰間，王彥森手搖著這輛“父愛牌”三輪車，讀完了初中和高中。

　　1982年，王彥森參加高考，分數通過了錄取線，卻沒通過體檢。他不服氣，補習一年，政策變了，先體檢再考試，坐在手搖車上的他，連准考證都沒能拿到。

　　提起這段經歷，王彥森依舊感慨不已：“這輩子最遺憾的事，就是沒能進大學讀書。可我也理解，那時候大學畢業包分配，我這個條件，給人家添麻煩了。世界這麼大，只要肯努力，條條大路通羅馬。”

　　他進了成人夜校，晚上學裁剪，學電氣，白天到鄉里辦的工藝廠做技術工人。半年後，他帶著廠裏的手工藝品，進故宮，爬長城，去首都機場，把工藝品推薦給常有外國遊客光顧的門店，一趟業務跑下來，能給廠裏帶回幾萬塊錢的訂單。

　　“為了省錢，我儘量不坐車，去哪兒都靠這副拐。有一次從東單一直走到陶然亭，還背著一大袋我們廠裏的樣品。胳肢窩磨破了皮，可我挺高興，拄著一副拐，咱也能逛北京城！”

　　“我有福氣，攤上你這麼個好姑爺”

　　王彥森有一個特殊的家庭，妻子是智力三級殘疾，智商只相當於十來歲的孩子。“在這個家，我是她的腦子，她是我的腿。我們還有個共同的寶貝，健康‘可心’的女兒。”説起妻女，王彥森的臉上浮現出無限的疼愛。

　　女兒王可心今年16歲，已經亭亭玉立。父親殘疾和母親智障似乎沒有給她的成長帶來什麼陰影，成績優秀的她不僅考進了鎮裏最好的高中，還成了學校的文體骨幹。王可心的房間裏，珍藏著從小到大父親給自己的各種小禮物，“我的父親是天底下最好的父親，他讓我知道，即使生活再困頓，敲起鍋碗瓢盆也能奏起音樂的嘉年華。”

　　最讓她自豪的，是父親對姥爺的一片孝心。2011年4月，姥爺突發腦溢血，癱瘓在床，住進了醫院。父親天天奔波在家和醫院之間，送飯護理，無微不至。忙中出亂，父親在送飯的路上摔傷了本已殘疾的腿。可他還是堅持讓朋友開車送自己到醫院，醫院沒有電梯，朋友把父親從一樓背到三樓，他再坐著輪椅給姥爺喂飯、捏腿。

　　姥爺出院後，王彥森乾脆把老人接到家裏照顧。剃頭刮臉的活，王彥森一手包攬。妻子雖然不會照顧人，可是在王彥森這個“大腦”的指導下，也學會了給老人洗澡擦身。臥床整整兩年，老人從未長過褥瘡。今年4月，老人安詳地走完了70多年的人生。臨終前，老人拉著王彥森的手念叨：“我有福氣，攤上你這麼個好姑爺……”

　　“他比我們這些腿腳好使的人還能幹”

　　從2005年至今，王彥森已經連續三屆高票當選村主任。向陽村不大，300多口人，400多畝耕地。青壯年外出打工，老年人留下來侍弄幾畝薄田。在村民眼裏，這個村主任可是個“有求必應”的能人。“澆返青水、麥收、秋收，我們大事小事都找他，壓根忘了他是個比我們還不方便的殘疾人。”58歲的村民李維敏這樣説。

　　有一年趕上夏收，偏偏下了一場大雨，怕麥子爛到地裏的李維敏一大早就奔到王彥森家裏，“彥森啊，再下雨我今年可就白忙活了。甭管咋樣，你今天得幫我把麥子收了。”王彥森一邊安慰她一邊四處聯繫收割機，還沒到中午，四五個麥客駕著收割機來到村頭，不到天黑，全村的麥子都收完了。

　　“他比我們這些腿腳好使的人還能幹。”村民王慶軍幾年前在外打工，企業給他上了一年的養老保險，這些年回了鄉，卻發現村裏的養老保險辦不了。“我是個大老粗，哪懂得這些政策。一趟趟地往鎮裏跑，人家説我不是缺了這個證件，就是那個材料不全。”王彥森聽説後，架著拐往返鎮裏好幾遭，沒過幾天，養老保險的摺子就交到了王慶軍的手上。

　　這樣繁瑣的小事，王彥森沒少辦。農村低保、養老保險、孩子上戶口、紅白喜事……他把村子裏300多口人的事兒當成自己的事兒。“村民來找我辦事，是信任我，只要合情合法，我都給辦，就怕自己辦不好，讓他們失望。”

　　採訪快結束時，王彥森70多歲的老母親走過來，遞給記者和王彥森一人一個桃子，又馬上把記者手裏的桃奪下來跟王彥森的互換了一下，跟記者説：“吃這個，這個熟得透。”王彥森笑了：“這就是老娘一輩子教我的，甜桃給別人，自己的日子才能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