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好壞與就業高度相關。老百姓有事幹、有工作做，就有飯吃，有生存與發展的條件，社會就容易穩定。所以在以往的經濟分析中，就業是一個十分敏感的指標，是天大的事。但近來人們好像不太注意這個指標了。為什麼呢？因為儘管我國經濟在減速換擋，但就業並沒有減。這種反向異動的現象，與影響就業的基本面因素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高度相關。值得研究。

　　——亞夫

　　■近年來，我國出現了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增長擴大的反向變動現象。造成這種格局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隨著經濟總量的快速擴大，每一個百分點的GDP規模較以往擴大很多，因而能吸納更多就業；二是服務業加速發展，帶動産業結構不斷優化，形成了有利於創造就業的經濟結構；三是簡政放權激發了市場活力。

　　■當前，我國就業市場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問題，是由人力資本與産業發展不匹配導致的。原因一是高等教育體系錯位導致人力資本與市場需求缺乏對接：二是産業升級相對滯緩，尚未創造出吸納大規模高端人才的足夠空間；三是職業教育嚴重滯後，技能型人才嚴重不足，難以適應技術進步和生産方式變革的挑戰。

　　■從趨勢看，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是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二是青年勞動力人口比重的下降。與此同時，我國的製造業勞動生産率增速明顯放緩，而工資水準卻在繼續快速上升。另外，技術進步受抑制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這些正在變化的基本因素將影響我國的就業趨勢。

　　當前，我國勞動力供求及就業到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階段。經濟發展的階段變化與短週期波動並存，總量矛盾和結構矛盾交織，一些基礎性的經濟變數和經濟運作規律需要重新認識。這些基本面上的變化都將影響未來勞動力的供求以及就業形勢。如何準確把握未來我國勞動力的供求及就業趨勢與特徵，需要認清以下幾個基本事實，由此出發才能處理好相關問題。

　　經濟增速趨緩沒有對就業造成壓力

　　近年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及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等多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出現比較明顯的減速，但就業情況並未出現嚴重減少，反而保持了基本穩定，甚至呈現穩步擴大的態勢。數據顯示，2010-2013年，我國GDP增速分別為9.3%、7.7%和7.7%，同期城鎮新增就業分別為1221萬人、1266萬人和1310萬人。從今年上半年宏觀數據看，GDP同比增長7.4%，較上年同期下降0.2個百分點，而今年上半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達到737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2萬人。

　　對這種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反向變動的格局怎麼看呢？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隨著我國GDP總量的快速擴大，每一個百分點的GDP規模較以往擴大很多，因而能夠吸納更多的就業。目前，一個百分點的GDP將近6000億元，相當於1983年全年的GDP。近兩年，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長帶動就業增長168萬人，遠遠高於此前80-100萬人的經驗規律。

　　第二，服務業的加速發展，帶動産業結構不斷優化，形成了更有利於創造就業的經濟結構。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增加值佔比持續上升，2013年開始已超過了第二産業，達到46.1%，今年上半年，服務業佔比進一步提高到46.6%，比第二産業佔比高1.3個百分點。

　　第三，簡政放權激發了市場活力。2013年開始推行全面改革，政府積極推進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各項改革，其中工商登記制度改革效果明顯，僅“先證後照”改“先照後證”一項改革措施，促進企業註冊登記數量大幅增加。截止到2013年底，我國私營企業數量及就業人員同比增長了15.49%和10.62%，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就業穩定增長。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經過長期發展，我國經濟體量不斷擴大、産業結構不斷優化，再加上體制機制改革不斷推進，形成了穩定就業的重要基石，也為下一步順應經濟在減速換擋期，更加積極主動地調整結構、更加積極有為地推動改革創造了寬鬆的環境。

　　人力資本與産業結構不匹配矛盾突出

　　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存在，導致我國勞動力就業的總量矛盾一直比較突出，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推進，這一問題有所緩解。

　　與此同時，結構性矛盾顯得更為突出。如，從2004年開始，我國就出現了季節性的農民工“招工難”問題。大部分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農民工的求人倍率不斷上漲。勞動密集型用工缺口較大，技能型人才缺口更為明顯。今年一季度廣東省製造業、住宿和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用工缺口均在10%以上，技能人才求人倍率在1.4倍以上，技師和高級技師求人倍率超過2.0倍。

　　但與此同時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始終是就業問題的重點。我國高校畢業生數量保持較快增長，預計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將到達727萬人，儘管大學畢業生的求人倍率也在改善，但總體上處於1或1以下。截至今年6月1日，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為49%，同比降低3.1個百分點。26個省區市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我國勞動力就業市場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是由人力資本與産業發展不匹配導致的。第一，高等教育體系錯位導致人力資本與市場需求缺乏對接。大學本科階段教育品質總體不高，既缺乏對學生洞察力、視野等素質方面的培養，又缺乏對實務操作能力的培訓，課程設置也與市場需求嚴重脫節。

　　第二，産業結構升級速度相對滯緩，尚未創造出足夠吸納大規模高端人才的空間。大學生是國家寶貴的人才資源，然而，由於我國産業結構長期以勞動密集型産業為主，吸納的人口以初級勞動力居多，對於大學生的需求相對不足。

　　以往，大學生畢業往往進入公務員或事業單位，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這部分就業需求崗位也日益減少，再加上連續多年的擴招，導致大學生畢業規模也大幅提高，形成了較大的缺口，高端及技術含量較高崗位的創造速度落後於畢業生數量的增加，適合大學畢業生的有效崗位相對不足。此外，由於市場化改革相對滯後，社會上缺乏鼓勵創業創新的環境，導致大學生創業門檻過高，這也成為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職業教育發展嚴重滯後，技能型人才嚴重不足，難以適應技術進步和生産方式變革的挑戰，難以支撐世界製造業中心大國地位。我國的産業結構升級，是在勞動密集型産業的基礎上不斷升級的，因此，産業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的需求，也由以初級勞動力為主逐步轉為以高技術勞動力為主。

　　然而，職業教育發展長期嚴重滯後，職業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不足，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對於職業院校畢業生的歧視、技術工人福利待遇的不公平、勞動者社會地位不高等問題，導致了技能型人才嚴重不足。這與我國作為世界製造業大國的地位嚴重不匹配，更加難以使我國保持這一地位並逐步提升為世界製造業強國。

　　人口年齡結構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二是青年勞動力人口比重的下降。

　　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幅下降，從1978年的12％。持續下滑至2013年的4.92％。。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的規模不斷擴大。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1.78億人，佔總人口的比重達13.26%。與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2013年，該指標進一步上升到14.9%，我國不僅已全面進入老齡化社會。聯合國預測未來幾十年中，我國老齡化程度將不斷加深，其速度和影響遠遠超出預期和國際經驗。

　　受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不斷提高的影響，我國的生育率從上世紀80年度末期就處於不斷下滑的狀態。1987年我國人口的出生率為23.33％。，到2011年時已經下降至11.93％。，20多年的時間裏人口出生率下降了整整一半。人口生育率大幅下滑直接導致年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1999-2011年間，34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有較大降幅，其中，0-14歲的少兒人口比重下降了7.36個百分點，15-34歲人口比重下降了2.31個百分點。根據兩年的人口數據計算可知2011年，0-14歲人口的絕對數量較1999年減少了7784萬人，15-34歲人口則減少了90.3萬人。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就業市場的影響比較明顯，如果不考慮延遲退休的問題，將導致勞動力供給較大規模下降。即便考慮延遲退休，由於我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呈現出隨年齡增加而遞減的趨勢，也將導致整體勞動投入的下降。相關調查數據以及國際經驗表明，年輕人口通常在産業轉型升級中扮演先鋒角色，是産業轉型升級成功與否的關鍵，因而15-34歲的青年勞動人口比重的下降將成為我國産業結構升級的關鍵阻力之一。

　　製造業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産率增速

　　受益於國際技術擴散、農村勞動力轉移，在較長時間內，我國製造業勞動生産率增速快於或同步于工資增速，製造業競爭優勢不斷加強。

　　據測算，我國製造業單位小時勞動生産率從2006年每小時88.72元提高到2010年每小時149.24元，提高68%，與此同時，同期的製造業平均工資水準從每小時7.27元提高到每小時12.79元，提高76%。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之後，我國的製造業勞動生産率增速明顯放緩，而工資水準仍繼續快速上升，2008-2010年，我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産率僅提高13.7%，而每人平均工資則上漲了24%。

　　從目前的數據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尚未對我國製造業競爭力造成顯著影響。

　　一方面，雖然工業部門的平均工資水準快速提高，但利潤和稅收增長更快，工業企業工資總額佔利潤總額和利稅總額的比例總體上處於下降趨勢，這也就意味著工資上漲並沒有對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産生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經計量檢驗，實際工資增長速度對出口額增速和出口量增速的影響在統計上都不顯著。然而，如果工資水準上漲速度持續明顯超過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速度，將對我國製造業的競爭力造成明顯衝擊。競爭力是一個相對概念，往往要與主要競爭對手進行對比分析才有意義。

　　據測算，2009年，中國的單位勞動成本比泰國、馬來西亞、墨西哥等國家的加權平均水準低50%，但差距正在逐步縮小。此後，我國製造業的工資水準又上升了21.5%。如果這期間我國主要競爭對手的單位勞動成本沒有變化，同時，我國製造業勞動生産率提高速度維持2008-2010年的水準，那麼，目前我國單位勞動成本與主要競爭對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至40%。事實上，近年來，國內出現勞動密集型産業向周邊國家轉移的現象，已經成為我國製造業競爭力有所下降的佐證。

　　技術進步受抑制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

　　近年來，隨著科技研發投入力度的加大，我國技術進步速度呈現加快態勢。2012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佔GDP的比重為1.98%，2013年上升到2.09%，技術投入不斷加大；截至2013年底，我國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4.02件，提前完成“十二五”規劃設定的3.3件的目標。

　　技術進步對勞動市場的就業需求形成正反兩方面的衝擊，一方面技術進步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將對就業需求産生擠出效應和替代效應；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將産生外溢效應和創造效應，帶動勞動生産率整體提升，進而促進專業化分工，提升經濟發展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從近年來的實踐看，技術進步對我國就業的影響總體上是正面的，有利於推動我國實現更高品質的就業。

　　隨著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孕育萌發，我國的智慧化、網路化、資訊化技術加速前進，同時我國勞動力新增數量逐步下降，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替代勞動力的相關技術逐步成熟，企業加快了智慧機器人對勞動力的替代。擁有120萬工人的富士康，已著手通過研發機器人自動化科技緩解日益增長的用工成本；海爾也開始對傳統製造進行智慧化升級，佈局工業機器人，儘管海爾在2013年的全球營業額同比增加20%，但卻減少了18.6%的員工。

　　智慧機器人加快推廣使用，可能導致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間的比例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大幅提高。儘管技術進步將衍生出更多的就業需求，但其前提是專業化分工的加速、技術的擴散應用等等，如果這些前提沒有同步實現，至少在短期內，將對就業造成比較明顯的影響。

　　解決就業問題從哪下手

　　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減弱，我國勞動人口總量、結構和品質處於由量變到質變的深刻變革之中。未來一個時期，要在科學把握我國勞動市場的新情況和新變化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採取積極有為的就業政策，努力營造有利於經濟轉型升級的就業創業環境，切實保證就業穩定增長，著力解決就業結構矛盾，為經濟平穩、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條件。

　　1.實施更加注重品質的就業政策

　　未來一個時期，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勞動年齡人口不斷下降，勞動力供給將出現比較明顯的減少，與此同時，隨著經濟體量增大、服務業發展加快，每一個百分點的就業容量也將大幅增加，就業總量層面的供求矛盾將大大緩解，甚至有可能出現比較明顯的勞動力短缺。

　　然而，就業是否穩定，是否能夠為勞動者及其家屬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就業崗位轉化是否順暢等就業品質問題仍然需要高度關注。因此，下一步要積極推動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以農業人口市民化促進城鎮化，以城鎮化促進農村轉移勞動力穩定就業，努力使經濟發展的速度與就業規模和就業品質相適應。確保就業規模的增長與就業品質提升相結合，不過度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讓每一個百分點的增長包含就業容量和就業品質。

　　2.以調整産業結構促進就業結構優化

　　産業升級和結構優化是穩定就業、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的重要途徑。要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加快推動産業升級，努力向産業鏈的中高端延伸，提高産品附加值，以升級促進就業的擴大和優化。要大力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生産型服務業，積極培育由工業升級、與服務業融合後形成的就業新需求。

　　充分發揮技術進步的“創造效應”，推動企業産業鏈延長和新興産業的發展，增強其吸納高技能、高素質勞動力的水準。防止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就業崗位數量的過快縮減，降低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尤其是對勞動力較難被替代的産業，保持其發展勢頭，發揮其主要吸納中低技能勞動力的作用。

　　3.深化就業領域和教育體制改革，釋放人力資本紅利

　　改革是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紅利，更是解決未來就業問題的核心所在。

　　第一，要深化就業領域改革。貫徹中央“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和鼓勵創業”的新時期就業方針，完善以市場為導向的就業機制，尊重勞動者和企業的市場供求主體地位。一是構建有利於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體系。通過高素質勞動力的流動，提高勞動生産率，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價值。二是發揮民營企業對就業的主力支撐作用。進一步簡政放權，繼續逐步削減與民營企業有關的行政審批事項，破解束縛個體私營經濟的體制機制問題，著力營造鼓勵創業的政策環境，推動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繼續吸納更多就業。

　　第二，推動教育體制改革，提高勞動者素質。一是著力解決教育資源分佈不均衡問題，推動地區、城鄉之間的教育資源更均衡的配置，特別要保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以教育公平促進機會均等、促進人力資源水準的整體提升。二是重視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幫助新一代農民工增強自身技能，以更好地應對經濟結構轉型和升級中需要的新知識和高要求。借鑒德國“雙軌制”教育模式，讓選擇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與選擇普通高等院校的學生享受同等待遇。大幅提高勞動者地位和待遇，研究恢復“八級工”制度，著力營造一個人人熱愛勞動、人人尊重勞動者的良好氛圍。

　　4.保護勞動者權益，把惠民生作為促進就業的落腳點

　　經濟發展要讓全體人民共用，要真正有利於改善民生，而就業正是最大的民生、最大的福利。要確保經濟增速與勞動者報酬增速同步提高，勞動收入水準與勞動生産率同步提升，切實把經濟增長的收益惠及到所有的居民。

　　著力提升就業品質，提高失業保險覆蓋率。強化工會組織在保護勞動者權益方面的功能，在工資談判中更照顧勞方的利益，為勞動力流向更高收益的領域創造良好環境。不斷優化提升就業服務，完善勞動爭議仲裁機制，切實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5.妥善解決青年就業、中老年和安置轉崗再就業，防範社會風險

　　就業事關社會的穩定，要從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穩定大局的角度出發，妥善化解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造成的矛盾，努力將結構調整中的失業風險降到最低。一是積極幫助年輕勞動力加快向更高生産率的産業轉換，提高年輕勞動力的生産效率。二是著力幫助中老年勞動力的再就業。中老年勞動力是摩擦性失業的主體，原有技能往往不被市場需要，學習新技能的難度較大，因此，要積極落實各項社會保障待遇，穩妥開展政府培訓和創造公益性崗位，重點關注這部分人群的就業問題。三是努力為轉崗就業職工提供個性化就業指導、免費職業介紹和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充分發揮法規政策促就業的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