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經濟增長從“高速”向“中高速”回落。對於新常態下的發展動力，除了改革紅利之外，上上下下對“創新”都寄予了厚望。大多數人的看法是，新常態下，創新應該唱主角。

　　然而，如果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這裡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其中的關鍵是短期和長期的協調問題。凱恩斯有句名言，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政府首先要保持短期經濟增長的平穩健康。而“創新”要在短期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還得依靠“三駕馬車”這些傳統載體。從投資來看，創新能夠帶來的新的投資熱點屈指可數，除了高鐵、寬頻之外，能被各方認可、具有廣泛帶動作用的新産業還真是難找，核電、特高壓存在技術路線、安全問題的爭論；新能源汽車處在培育階段，短時間內難堪大任。即使是高鐵，鉅額投資如果沒有與之相應的營利模式，其積累的債務也只能由後代償還，這就是所謂的“李嘉圖等價原理”。從消費來看，除了移動網際網路帶動的資訊消費發展勢頭比較明顯之外，健康、節能環保等內需還沒有得到充分釋放，挑選新的消費熱點依然捉襟見肘。從出口來看，受世界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中國的出口增速已經明顯回落，不但影響了多晶硅、光伏、風電這些依靠外需支撐的新興産業，還頻頻遭遇國外的“雙反”調查。由此看來，創新在短期經濟增長中要發揮“頂梁柱”作用，還不太現實。

　　從長期來看，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培育和發展任重道遠。過去中國發展的經驗表明，在全球化産業分工的背景下，如果瞄準某個産業的某段價值鏈條切入，還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只不過這樣的鏈條基本上是低端的。此外，還有所謂“紅皇后的奔跑”，始終瞄準前沿，但並不在前沿突破，強大的跟進能力是中國某些産業取得成功的經驗，這也符合過去中國經濟、科技的整體實力和發展水準。

　　産業轉型升級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向價值鏈高端邁進。過去幾年的實踐表明，中國在這條道路上前行所遇到的困難遠遠超出了預期。過去七八年裏，以核心技術突破為主要目標的産業發展並不盡如人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重大攻關項目大多數是以國外已有的産業技術為“錨”的。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力量似乎都沒有使上勁，問題到底出在哪? 也可能政府和市場的注意力並沒有真正聚焦於此。

　　我們經常提及要借鑒日韓在幾十年前從模倣到追趕的經驗，但是往往容易忽略的一個問題是，時過境遷，今天中國産業調整所面臨的宏觀國際環境與日韓追趕時期已經明顯不同，全球化改變了很多競爭的遊戲規則。這種規則改變對後發國家追趕過程所帶來的影響似乎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如何才能不被鎖定在國際産業分工低端，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無論是美國德國還是日韓，在其追趕時期都具有強烈的“保護國內幼稚産業”的傾向，這可能是後發國家追趕的唯一“真經”，儘管我們也曾經有過“國産化率”、“市場換技術”等做法，但是在中國積極融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這條經驗顯然執行得“半心半意”。即使是自主創新産品政府採購這樣的國際通行做法，也在美歐的強大施壓下夭折了。此外，在追趕過程中能否具有強大的政策執行力，還取決於各國傳統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如日本通産省的“父愛主義”，我們可能只學了個皮毛。史塔威爾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指出，當年南韓的樸正熙政府為了貫徹其出口導向和産業調整的方針，把很多企業家都抓了起來逼他們就範。南韓從1973年開始發展汽車産業，1991年造出了第一台自主研製的發動機，又過了將近20年，才真正躋身世界四強，政府不但能夠容忍企業虧損幾十年，還從信貸等多個方面予以鼎力相助。

　　創新政策是否能夠得到有效執行，還取決於什麼樣的發展邏輯佔上風。以創新為導向的發展邏輯要求有一套不同於以往粗放型發展的政策體系。現在我們很多創新政策都有了，也與國際接軌了，可是政策的執行效果卻不盡人意，説到底，實踐中很多人還是沒有把創新導向邏輯當回事，或者是當創新邏輯與其他增長邏輯矛盾時，就被擱置一邊。例如，企業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一旦碰到地方保稅收增長的約束，就毫無招架之力。

　　從歷史發展來看，後發國家在産業轉型、技術追趕過程並沒有什麼創新規律可循，政府和市場兩隻手的界限也不是涇渭分明的。從自身實際出發，審時度勢，相機決策，並採取有效手段保證其目標實現，才是真正的經驗。現階段，如果放任市場配置創新資源，循序漸進地發展，的確可以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的效率，但是以核心技術突破為導向的中國産業競爭力將很難得到有效改觀。企業家是逐利的，賠本買賣是不會做的，如果炒房地産、挖煤礦、放高利貸能賺大錢，又有誰肯去冒險創新呢？創新能否成為企業家的選擇，並不取決於創新有多麼美好的前景，而是取決於全社會資源配置的導向。在此，“制度”重於“技術”是成立的，只不過這個“制度”是更廣泛意義上的，而不僅僅局限在科技體制。

　　政府在産業轉型升級過程中，需要的不僅是規劃，還需要耐心，更需要強大的執行能力。在産業轉型升級特別是以核心技術突破為導向的産業調整中，關鍵就是讓市場朝著政府引導的方向去配置創新資源，不能什麼都放手讓市場去做。要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化作具體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和方案，咬住産業核心技術突破這個發展目標不放鬆，將全社會的資源向這些發展目標傾斜，儘管可能會出現方向的誤判和失敗的挫折，與實現産業轉型升級的長遠目標相比，付出這些代價也是值得的，更何況市場本身週期波動帶來的效率損失也是相當大的。

　　總的來講，在創新驅動發展的過程中，需要的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行動，而不是“三心二意”“半心半意”的“口惠”。産業轉型升級，是一個“鳳凰涅槃”的過程，需要的是一套與以往不同的制度安排、政策導向和執行架構，是到了該痛下決心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