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偉

　　産業轉型升級是中國經濟必須跨過的一道坎，也是各地政府産業政策的持續著力點。關於産業轉型升級的內涵，各方耳熟能詳的説法有兩個，分別為結構轉換和價值鏈提升。圍繞結構轉換談得最多的，是跳出傳統産業搞新産業；圍繞價值鏈提升的議論雖然多而雜，但大多盯著要素生産率做文章，強調提升要素産出率或資源配置效率。無論哪個內涵，最終均落在一個基點上，這便是技術創新。政府政策實踐中，兩個內涵則為一把抓，意在把老的“雙低”（低技術+低附加值）産業擠出去，引進新的“雙高”（高技術+高附加值）産業。

　　然而是否有人想過，一旦現有産業掀起技術創新浪潮，因而提升了效率，結果會發生什麼事兒？一定是裁減人手因而減少就業機會。因為在企業和産業層面，這兩個變數互為因果，要麼先減員後增效，要麼先增效後減員。鼓勵産業技術創新，創新一旦形成氣候，接下去一定是大規模減員。一般的情形是，創新促發的技術進步大多帶有“希克斯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取向，以資本替代勞動，而鮮有“希克斯中性”的技術進步例子，即同時增加資本和勞動需求的那種技術進步。因為舍此難以增加每人平均産出提高勞動者報酬。與這一進程同步發生的，則是技術進步行業産品價格的下降，因為投入要素的效率提升了，單位産品成本下降了，産品價格必然會跟著下降。對於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而言，只要投入産出效率提升，降價也能賺到預期利潤，這當是常識。

　　反過來看，那些未曾發生技術進步和創新的行業，其就業和産值相對規模不僅不會縮小，反而可能會擴大。原因不僅在於創新部門的相對規模縮小，而且還在於，未怎麼創新因而未曾發生技術進步的行業，勞動生産率未曾增加，無法用資本替代勞動。行業單位産品的平均生産成本也不會下降，因而産品不可能降價，多數情形是漲價。漲價不僅意味著此類行業産值份額的增加，而且意味著其要素回報率的上升，進而工資上漲。

　　兩類産業一縮一減，其合成結果不難推斷：整個經濟系統中，未曾創新行業的就業和産值相對規模將趨於擴大，其産品的價格將趨於上漲。進一步看下去，便不難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現代經濟與産業系統，哪個部門率先發生技術創新，率先提高了要素生産率，其就業規模、産值規模便可能率先收縮。相反，那些未曾創新和技術進步的行業，其就業和産值規模則可能會增加。説得誇張些，誰率先創新誰率先收縮，甚至率先失去在勞工中的號召力。這種現象和創新初衷有些南轅北轍的意境。可謂一種悖論——技術創新的悖論。

　　創新悖論是美國經濟學家包默爾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的，包默爾基於美國産業發展與結構變化的數據研究發現，二戰後不到20年間，美國製造業的技術創新和自動化，在大幅度提升要素生産率、降低了幾乎所有工業品的單位製造成本和價格的同時，其産值和就業的相對規模卻大為收縮。由戰後初期的40%左右降到20%多點。在這同時，服務業的規模大幅度擴張，産值與就業分別上升到70%和60%以上。後面的原因在於，服務業內部許多行業未曾有過大的創新和技術進步，無法以資本替代勞動。其中教育、醫療保健，以及政府服務等都未曾發生過實質性技術創新，有些行業的勞動生産率不升反降。最極端的例子要數文化部門，拍電影大片依然要用大量“群眾演員”，演奏古典音樂依然需要一定規模的樂隊！即便發生了資訊技術革命，這些服務部門需要的人手不但未曾減少，反而增加了。經濟學家們把包默爾揭示的這種現象，以及據以提出的一種理論，稱作“包默爾病理”。

　　回頭來看，“包默爾病理”所描述的，實際上是先行工業化國家以往産業轉型升級走過的一種“常規”路徑，這種路徑被經濟學家稱作部門間“非平衡增長”的路徑。最有趣的非平衡增長表現，是率先發生技術創新部門的相對規模會收縮，這和企業層面的正好相反。在企業層面，哪個企業率先創新，哪個企業就有可能率先做大、做強。

　　回到中國産業轉型升級的現實選擇。這樣看技術創新也有重要的政策啟示：轉型升級必須兩個産業同時抓，抓三産比二産或許更重要。抓三産，吸引勞動力轉過去，會刺激二産減員增效因而轉型升級，而避免普遍的增效減員。兩相比較，前者對於社會穩定意義更大。這種路子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就是。先在公有經濟系統外創造了一個迅速擴張的非公經濟系統，把公有系統的勞動力挖過來一些。而後再回頭改革公有系統，後者通過減員增效獲得了重生。

　　再説一遍，創新重點在服務業，服務業創新的重點在制度層面。僅抓製造業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而不抓服務業創新，將導致“包默爾病”。不僅無法兼顧增長和就業，而且難以促成增長與公平兼顧。

　　（作者為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