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十四

　　劉培林 1969年出生於山西省，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1999-2002年，于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林毅夫。畢業後，一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

　　研究的課題及項目包括“新時期不同區域和行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研究”、“我國近中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特徵、挑戰與戰略選擇研究”、“制度創新與區域協調發展研究”等。目前的研究方向聚焦于中長期經濟增長。

　　核心觀點

　　後發經濟體在經濟發展方面遵循著“追趕週期”。在追趕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潛力實質上是後發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技術差距。

　　我國未來追趕潛力的釋放節奏，將比過去高速追趕平臺期的水準慢。企業必須通過推動創新和轉型升級，培育在較低增速的宏觀環境下生存和獲利的能力，早日丟掉對政府大力度宏觀刺激的幻想。

　　社會福利水準改善節奏會影響經濟增長

　　新京報：你近期研究的課題之一是“追趕週期”，可否具體解釋一下“追趕週期”的含義？

　　劉培林：經濟追趕是有規律的。具體來説，成功實現經濟追趕的經濟體，都會經歷這樣一個增長速度變動的週期：一開始增速很低；之後實現經濟起飛，進入為期20-30年的增速接近兩位數的經濟追趕的平臺期；再之後，經濟增長速度會逐步降低，向發達經濟體收斂。這樣一個增速由低到高再降低的過程，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週期形態，可以稱為“追趕週期”。

　　説到週期，大家還會聯想到其他週期形態，如為期4-5年的商業週期，為期10年左右的設備更新週期等。這些短週期在發達經濟體和後發經濟體都適用。後發經濟體實際的追趕進程，是這些短週期和追趕週期的疊加。不過，與各種各樣的短週期相比，追趕週期是長週期，決定著追趕進程的基本走勢。理解了追趕週期，才能把握住追趕的基本規律。

　　新京報：簡單講，可以將“追趕週期”形容為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經濟增速較長時間內的變化趨勢？是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必定經歷這個週期？

　　劉培林：對。後發經濟體在實現經濟起飛之前，長期停留在低收入陷阱中，經濟增速長期保持在低水準上；之後，通過政策調整和改革，擺脫低收入陷阱，實現起飛，進入高增長的平臺期；當追趕空間釋放得差不多了，追趕速度也就會慢下來。

　　不過，並非所有的後發經濟體都成功地走完了這樣一個追趕週期。目前只有幾個東亞國家等完成了追趕週期。拉美一些國家的追趕進程就不斷反覆。所以，嚴格地説，追趕週期只是成功實現經濟追趕的後發經濟體所經歷的軌跡。走完這個週期，需要艱苦的努力。如果在追趕週期的全過程中沒有持續的改革和政策調整，將難以經歷完整的追趕週期，或者是經濟起飛難以衝到高速增長平臺之上；或者是高速增長平臺的中途跌落；再或者是高速增長平臺走完之後，難以保持追趕態勢，增長急劇滑坡，甚至出現收入水準的絕對倒退。

　　新京報：之前你在論文中也提到過，日韓是在追趕週期中比較成功的國家，拉美一些經濟體的表現則較差。這裡的區別和原因在哪？

　　劉培林：我個人感受較深的一點，是經濟增長過程中政府改善社會福利水準的節奏，東亞國家明顯比拉美國家掌握得好。以社會性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作為社會福利水準的度量指標。在東亞國家，這個指標是隨著每人平均GDP的水準提升而相應穩步提升的；但是在巴西，這一比重在發展初期時緩慢提升，但當每人平均GDP達到5000國際元（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時，每人平均GDP收入幾乎不增長了，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卻繼續快速提高。

　　巴西之所以社會福利水準提高節奏過快，很重要的原因是，競選者為了當選，承諾高福利，這會導致財政赤字，無法為繼時，就把赤字貨幣化，轉化為通貨膨脹，下一輪競選時承諾更高的福利。如此，陷入惡性迴圈，偏離了追趕週期的正常軌道。智利二戰後一度也遇到過巴西同樣的問題，但後來通過改革，較好地掌握了社會福利水準提升節奏，經濟增長得以回復到追趕週期的正常軌道上，目前的發展態勢相當不錯。

　　增速放緩源於與先進技術差距縮小

　　新京報：你曾在文中表示，後發經濟體的追趕週期表像上是一個經濟追趕過程，其實質則是一個技術和生産率的追趕過程。能否列舉一些具體的事例來解釋追趕週期的這一實質？

　　劉培林：先從人們對中國增長速度放緩的各種解釋説起。常常被提及的理由是各種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紅利消失、生態和環境保護壓力加大等等。用這些因素解釋增長減速雖然不無道理，但卻解釋不了這樣的現象：非洲的要素成本低、生態環境壓力小、人口紅利大，為什麼他們沒有經歷中國過去30年那樣的高速增長，增速一直比較低呢？當今發達國家歷史上也有過要素成本低、生態環保壓力小、人口紅利大的時期，為什麼始終沒有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歷類似中國過去30年那麼高的增速？

　　另一個更深刻的解釋是，中國等追趕型經濟體實施了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這個解釋當然也不無道理，而且能夠解釋中國和其他仍然處於低收入階段的經濟體之間的績效差距。但是卻不能解釋這樣的現象：當今的發達國家是市場經濟的發明者，是一戰前和二戰後的全球化的推動者，為什麼這些國家從來不曾經歷中國過去30多年那樣的高速增長？

　　所以，理解高速增長、增速放緩，需要在要素成本和制度環境等因素之外，引入新的因素，這個因素就是技術進步的方式。英美等發達經濟體的發展，需要在未知世界中依靠自身試錯打開知識邊界，沒有現成經驗供他們拷貝。而後發國家在啟動經濟追趕進程時，有前沿國家積累的大量知識可供低成本地拷貝。這是高速增長的根本潛力所在。非洲等低收入國家之所以增速不高，是因為沒有通過制度改革啟動技術追趕進程；中國過去高速增長的原因在於通過制度改革啟動了技術追趕進程，並使之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而隨著中國與全球技術前沿距離日益縮小，低成本拷貝的空間縮小了，所以，增速會慢下來。

　　新京報：下一步，中國的經濟活動將面臨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劉培林：日本、南韓等都經歷了完整的追趕週期的幾個階段，包括起飛、高速增長平臺期、增速下降再到穩定。中國也在按著這個週期走。

　　不過，現在有一個分歧是，中國的高速增長平臺期是否已經結束？如果已經結束，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增速會降到多高水準。

　　有的觀點認為，未來15年內仍有每年增長8%的潛力，依據是中國與美國的技術差距還很大。另一種觀點認為，日本等東亞經濟體高速追趕平臺期結束時，每人平均GDP水準是11000國際元，且經濟結構同時發生了轉折性變化：製造業佔比下降，服務業比重上升；投資比重下降，消費比重上升。中國每人平均GDP馬上就到這個臨界點了；此外，中國的經濟結構的轉折性變化，如服務業佔比超過第二産業已經出現，所以中國經濟增速將逐步放緩。

　　兩種觀點都有道理，差別在於，前者以每人平均GDP的相對水準作為技術差距的衡量指標，而後者則以每人平均GDP的絕對水準作為衡量指標。同時，後者也考慮了更多的經濟結構方面的因素。

　　我個人的觀察是，目前為止的現實情況似乎更支援第二種觀點，即中國經濟增速將放緩，經濟結構也將發生重大變化。這應該是經濟增速換擋的題中之意。

　　未來應避免形成過度悲觀預期

　　新京報：中國的技術跟發達國家還有多大的差距？這樣的差距能否支撐中國未來一段時間保持高速發展？

　　劉培林：中國尚處於上中等收入水準，即使未來越過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門檻水準，距離最發達國家的收入水準也還有很大差距，差距就是潛力。不過，增長潛力與其釋放節奏，是兩個概念，就如同距離和速度之間的差別一樣。

　　新京報：什麼措施會讓我們跑得順利一點？快一點？

　　劉培林：這涉及很多方面。我個人認為促進創新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不能建立促進産業創新和技術持續升級的體制，我們的追趕潛力就無法釋放。短期的宏觀經濟管理也很重要，如果管理得不好，容易出現泡沫和經濟危機，進而導致我國偏離追趕週期的正常軌道，出現重大的挫折和反覆。

　　新京報：怎麼才能管好呢？

　　劉培林：除了要通過傳統意義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調控之外，我個人認為中國在邁入新常態的過程中有一個獨特的任務，就是通過法治建設、深化改革和宏觀調控措施，共同引導廣大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使得全社會形成關於新常態的正確認識。

　　這正確的認識，我覺得有幾個重要的方面。第一，使得微觀主體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我國未來尚有可觀的追趕潛力，避免形成過度悲觀的預期。同時，使得微觀主體相信，投資收益是安全和有法律保障的。

　　第二，使得微觀主體認識到，道路是曲折的；要丟掉幻想，投入戰鬥。我國未來追趕潛力的釋放節奏，將比過去高速追趕平臺期的水準慢。未來的市場競爭會更加激烈，企業必須通過推動創新和轉型升級，培育在較低增速的宏觀環境下生存和獲利的能力，不能指望在政府刺激的高增速宏觀背景下通過擴大規模等簡單的經營措施獲利。早日丟掉對政府大力度宏觀刺激的幻想，早日投入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的戰鬥。

　　推動增長需實施包容性發展政策

　　新京報：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回答記者關於“十三五”規劃編制情況的提問時表示，希望通過努力，到“十三五”末接近甚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引起輿論熱議。

　　劉培林：其實大家對這個分類有些誤解。2012年世界銀行國別分類標準當中，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的下限的每人平均國民收入水準，分別為12615美元、4086美元和1035美元。按照這個分類標準，每人平均國民收入要達到7萬多人民幣才算跨入高收入門檻。但是，很多人把這個每人平均國民收入的概念和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混淆了，粗略地講，前者除了包含後者之外，還包含間接稅、資本報酬、資本品折舊等。

　　按照其他國家的經驗，從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的門檻算起，進入高收入行列所用的時間，大多是十多年。中國2010年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推算一下差不多在2020年前後，也就是“十三五”結束時有可能進入高收入國家。此外，按照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速的合理推斷，結合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及高收入門檻水準本身的調整，也可以推算出，“十三五”末中國有可能接近甚至跨過高收入門檻。

　　當然，未來現實可能不像上述這樣簡單的推算那樣演進。我本人的看法是，中國離高收入門檻有多遠，取決於我們的改革有多成功。扎紮實實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各項改革，則完全有可能實現這樣的目標。

　　推動增長需要實施包容性發展的政策，充分激發每個社會成員的活力和創造力，給予所有人以公平參與競爭的機會，並保障競爭失敗者的基本生活。所以我提出應該實施創業興國戰略。創業興國戰略，是在初次分配領域形成合理收入分配關係的重要途徑。因此，創業興國戰略是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最重要途徑。

　　新京報：如果推進創業興國這一政策，我們還有哪些不足？

　　劉培林：創業興國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體系和文化氛圍。首先，需要鼓勵創新、冒險，包容失敗的社會氛圍和教育理念，避免把企業家和創新者湮滅在搖籃裏。同時，要保障勞動果實的安全性，讓包括企業家、創新者和從事標準化勞動的人，都有充分的積極性踏上競技場。此外，還應該搭建社會安全保障網路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讓人們敢於拼力奔跑、無懼摔倒，也讓所有願意踏上競技場的人都具備起碼的上場資格。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形成公平競爭的競技場，打破各種壟斷和進入壁壘，保持社會的流動性。

　　【人物】

　　謙遜嚴謹的宏觀經濟研究者

　　今年45歲的劉培林，有著與他年齡和身份“不太符”的謙遜。在被列為青年經濟學人系列報道採訪對象後，記者7月中旬第一次打電話約採訪。劉培林在獲悉採訪需求後説到，自己的年齡已經到了45歲的上限（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的年齡上限為45周歲），如果跟三十多歲的年輕經濟學者們一起受訪，顯得“裝嫩”，拍照也怕“對不起觀眾”。

　　而在後來做採訪前的溝通過程中，劉培林則顯現出了與研究工作者“相符”的嚴謹和認真。一般在人物專訪前，通常是記者在大量的文件資料、公開報道中收集資訊，提煉採訪提綱。但劉培林卻自己根據經濟熱點和自己近期的研究，選取了七份資料，以幫助記者儘快理解關鍵概念。

　　7月末，在北京市朝內大街225號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採訪按照既定時間進行。劉培林同時展現出他謙遜與嚴謹的特性，在回答採訪問題時注意語速適中，並會注意到，讓記者的錄音筆可以更清晰地記錄下他的回答。採訪的過程中，他提到自己正在做一個關於經濟“新常態”的研究文章，採訪後不久，記者就收到了劉培林發來的最新研究文章，以保證採訪稿件中對一些新概念理解的嚴謹度。

　　■ 同題問答

　　Q：對2014年的經濟、社會運作，你最大的擔憂是什麼？

　　A：擔心社會上能否形成對新常態和經濟增速換擋的正確預期。

　　Q：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眾多改革中，你最關注哪一項？

　　A：財稅、金融、土地、國企和社會保障體系，每一項都是很重大的改革。

　　Q：評論認為，未來兩年是上述改革推進的重要窗口期，你認為兩年內，最有希望改變現狀的一項改革是什麼？

　　A：沒有唯一的答案，取決於很多因素。

　　Q：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最具有投資前景？

　　A：節能環保，健康、養老等。特別要指出的是，資訊産業和各行各業的深度融合，對各行各業發展的推動和改變，才剛剛開始。

　　Q：對於中國的諸多經濟學家，你最為尊敬的是哪一位？

　　A：對每一位遵照嚴謹的經濟學方法論開展研究的同行，我都懷有敬意。對我個人的經濟學研究産生最大和最直接影響的，是我的博士生導師林毅夫教授。

　　B10-B11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趙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