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管理層在引導金融機構服務中小企業和改善中小企業信貸環境的力度上明顯加大。央行在今年先後兩次定向降準，雖然一部分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得到緩解，但整體上沒有得到較大改善。專業人士指出，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共同努力，營造一個利於中小企業發展的環境。國家要對小微企業加力扶持，就需要引導和規範民間直接和間接融資。而中小企業通過自身轉型升級，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法

　　中小企業怎麼看中國的銀行？

　　有人説，他們“從來只會錦上添花，不會雪中送炭”——會主動找到那些能賺到更多利差的行業，但看到問題後，“更會及時抽身而去”；有人説，他們“戴著有色眼鏡”，早先流傳的一句話似乎可以説明一些問題——“國企錢多四處投，民企貸款磕破頭”；也有人直言，銀行是公司，“也要盈利，更要注意風險”。

　　但不管怎麼樣，在金融和産業領域，銀行都是“有威力的”。至少，在江蘇經營一家小型製造業工廠的老鄭，就是這麼“堅定地認為的”。

　　即使算得上是“採訪過數次的老朋友”，老鄭（化名）最後還是拒絕了《國際金融報》記者的採訪，原因是“怕得罪銀行”。“為了應對你們的採訪，我想了很久。”8月20日深夜，他委婉地表示，“一方面，我的工廠算不上貸不到款的企業代表，畢竟，就整體看，市場份額和經營效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另一方面，我現在不貸款，不代表我將來不貸款，且本就有幾個好朋友在銀行做事，我不想讓他們看了不太高興。”

　　不止是老鄭。這幾日，《國際金融報》記者找到了6位中型及小型企業的負責人，併發出了採訪要求，尋求他們對於貸款難和融資難問題的“內心獨白”。最終在截稿前，這些企業家或是以“敏感”、“不願撕破臉”為由，進行了婉言拒絕，或強調和銀行的關係“非常好”，或乾脆沒有給出回復。

　　然而，就整體情況看，市場就真的不存在“中小企業貸款難”的情況？

　　至少，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不這麼看。8月20日下午，他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坦言，雖然這個問題已在市場中“被關注已久了”，再談“耳朵都聽膩了”，但現實卻是，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情況“並沒有大幅度改善”。

　　“現在金融機構壓貸（拖延貸給企業或個人）的現象依然比較嚴重。很多中小規模的企業融資無門，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情況。”經過一番調研後，周德文發現。

　　事實上，就連婉拒記者採訪的老鄭也承認：“就我周邊的朋友看，確實存在貸不到款的情況。即使能貸到款，大多數也都是我們這邊當地的農村商業銀行等，很少有傳統的國有大銀行。”

　　“我只能説，我個人也很無奈。”某大型國有銀行地方支行的主任級人士8月21日上午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今年的信貸情況你也知道，額度就這麼多，我們支行只能儘量選擇投資風險小、與我們關係良好且信得過的公司。但我要強調，我們從來沒有説一定不給中小民營企業貸款。”

　　那麼，説了這麼多年“中小企業融資難、貸款難”，真的就沒有方法徹底解決？或者説，是不是也該有新的解決思路？

　　融資困惑

　　工商總局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國工商登記註冊企業1677.8萬戶，同比增長16.71%，註冊資本（金）111.79萬億元，增長23.21%。個體工商戶4702.22萬戶，同比增長11.33%，資金數額2.69萬億元，增長21.48%。整體來説，中小企業的數量在不斷增長，成為我國企業中數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業群體。

　　更讓人欽佩的數據是，中小企業所創造的最終産品和服務的價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60%左右，生産的商品佔社會銷售總額的60%，上繳的稅收已超過總額的一半，提供了全國80%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

　　民營企業家、江蘇綠葉凈化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葉新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一家企業“要學會抓住機遇，適度發展”。同時，他坦承“企業的發展離不開銀行的支援”。

　　“我們和銀行保持了良好關係，他們能給企業解決燃眉之急。”葉新對《國際金融報》記者的提問進行了糾偏，就個人看，他沒有感受到“貸款難”。

　　經營一家電器配件工廠的老劉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卻坦言，他的際遇沒有那麼好。

　　“前年和去年，我曾向銀行申請過貸款。”在答應不標明企業名稱和他名字之後，老劉才“放下心來”對《國際金融報》記者介紹，“個人認為，向銀行貸款，走的程式和相關的手續就非常長，也很複雜。”

　　他簡略介紹，既要提供沒有不良貸款的記錄和證明，也要提供營業執照，證明自己的獨立經營、自負盈虧。“這些都是應該的。但問題在於，一定要你承諾有償還本息的能力，並認可償還計劃。同時，還要提供自己的資産負債表。”他説。

　　“最後，經過一番折騰，等了一個多月，還是沒有成功。”老劉有些心灰意冷，無奈地搖了搖頭，“原因是，銀行不認可我的償還能力。但我想説的是，市場本就瞬息萬變，且我能貸到款，擴大再生産，踏準需求上升的節奏，你怎麼就知道我償還不了貸款？”

　　除了葉新和老劉，《國際金融報》記者還與其他幾位中小企業主進行了聯繫。綜合來看，有的企業主強調“即使沒有貸款，也打算與銀行保持好的關係”；也有企業主暗示了“貸款難”，但強調“即使説了，也沒太多意義，甚至可能影響未來潛在的貸款”。

　　那麼，一個疑問是：葉新和老劉的情況，哪種情況“佔大多數”？

　　對此，周德文的看法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情況沒有大幅度改善。“我了解的情況是，很多中小規模的企業融資無門，面臨資金鏈斷裂的情況。”他説。

　　無獨有偶。今年7月21日，陜西省統計局發佈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該省近九成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由於融資難導致經營困難，有一半多的中小企業與去年同期相比經營情況下滑。調查還顯示，“今年陜西省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的達87.5%，資金缺口在50%以上的佔15%。”

　　事實上，早在2000年就出版的《中國金融理論前沿》一書中，作者就曾對國內7個城市的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進行抽樣調查。這本書的作者發現：企業規模越小，其貸款申請被拒絕的可能性越大——企業規模在500人以上的，貸款申請被拒絕率為24%；企業規模在500人以下的，貸款申請被拒絕率為72%。

　　“可見，中小企業貸款難度明顯大於大型企業。”《中國金融理論前沿》當時稱。

　　“今天，當你看到十多年前的表述時，你還是會感慨：也許情況沒怎麼變。”李先生經營著一家小貸公司，他個人的感受是，這麼多年來，“有不少小微企業都會到我的公司來貸款。有的是做閥門的，有的是做零配件的”。

　　李先生8月18日下午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我與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交流，其中一些人還是我的朋友。部分人給出的答案確實是：在傳統銀行貸不到款。”

　　原因何在

　　針對陜西省的上述情況，國家開發銀行陜西分行規劃發展處處長汪鋒對媒體坦言：“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由來已久，通過這麼多年努力，情況有所改觀，但和中小企業本身需求相比，差距還是很大。”

　　但他認為，融資問題難解決，主要是和中小企業的自身特點有關。在他看來，中小企業“就是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沒有長期可用於抵押的固定資産，發展規劃、發展定位也都在不斷調整，這些導致銀行無法對它産生信用基礎”。

　　“相比于中小企業，我們銀行確實和大企業，尤其是國資企業打交道更多。不為別的，就是安全可靠，風險小。”一位國有銀行地方支行的貸款經理8月21日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解釋，“分行的壞賬過高，哪位銀行行長都不會樂意。”

　　有專家分析，無論是規模劣勢導致的低成本、不規範的生存模式，還是不清晰的産權、不完善的治理結構、不規範的管理方式，都是部分中小企業被銀行拒之門外的癥結所在。同時，從大環境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目前還未建立起來，社會誠信嚴重缺失。而發展迅速的證券市場，還存在著門檻較高、不夠發達的問題。

　　對此，老劉並不認同。“歐美很多企業都是由小做到大，憑什麼認為中小企業不行？”他反問。

　　“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撰文稱，因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融資問題就是一個對企業的風險定價、風險評估的問題。

　　在易憲容看來，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可能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

　　“一方面，中國的金融市場是一個不成熟的市場，有效的市場價格機制還沒有形成，政府對市場管制及干預隨處可見。在這樣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金融市場，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企業，國有佔支配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金融資源當然容易流入國有企業。另一方面，由於有效的市場價格機制沒有形成，金融資源的配置往往不是通過價格機制來進行，而是通過政府的權力來配置。”他表示。

　　在易憲容看來，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目前國內房地産經濟過度發達，或中國産業結構完全“房地産化”，從而使大量的金融資源流入房地産市場，沉澱在房地産的增值上。“可以説，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由於政府的房地産政策鼓勵居民過度炒作住房，這不僅造成了國內信用過度擴張，還使過度擴張的信用有50％以上沉澱在住房增值上，也造成了國內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全面上升。”他點出了貸款難的深層次原因。

　　“力度不夠”

　　針對融資難、貸款難的現象，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是沒有注意到，近年來，也出臺了不少減輕稅收負擔、扶持小微企業貸款等支援政策。

　　比如，今年1月，遼寧省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網路開通，今後遼寧省中小企業再遇到融資、培訓、管理等問題，只需撥打服務熱線或登錄網站，便可輕鬆獲得幫助；福建省政府1月出臺9條措施扶持小微企業發展，將引導更多的個體工商戶轉化為企業。

　　緊接著，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1月表決通過的《北京市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規定，“不得在政府採購中設置不利於中小企業的歧視性條件，並應在年度政府採購項目預算總額中安排一定比例面向中小企業”。

　　老鄭和老劉在與《國際金融報》記者交流時均強調，他們知道這幾年國家從金融的角度，出臺了不少扶持政策，但問題在於，“我沒怎麼感受到”。

　　“很明顯，政策的力度不夠，及政策執行力存在問題，是造成現狀的兩個主要原因。”周德文稱，比如，“定向降準”政策，“中國近年來連續兩次降準，每次僅降0.5個百分點。實際上，此前政府提高準備金時，卻是連續提高的。二者並不平衡”。

　　不止如此，去年有關部門一度提出，每個月營業額兩萬元的企業可以減免稅。“符合條件的企業，一年只有24萬元的營業收入，還不是凈收入。再除去成本，這樣的企業在生産方面已很不容易。”周德文認為，但現行的減稅幅度仍不夠。因此，他在今年年初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希望能向國務院反映，將起徵點提高到10萬元，“每個月營業額10萬元以下的企業，都該免征稅收”。

　　事實上，還有人坦言，針對政策執行，雖然中央與地方“三令五申”，但不少金融機構不管不顧，“根本不去重視小微企業乃至中小企業的發展，對政策的執行狀況也差強人意”。

　　這些問題的出現，産生的另一個問題是，部分企業不得不尋找民間借貸，以緩解資金之渴。

　　老劉坦言，前階段他還借了“5分息”的貸款，“知道比國家的基準借貸利率高出很多。但沒辦法，企業得擴大再生産，員工的工資也得全部發掉”。

　　“我們不是不知道民間借貸的缺點，但我們沒有其他辦法。”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從事紡織行業的民營企業家何勇慶説，雖然“先天不足”，但門檻確實較低。

　　他坦言，就現在看，“民間借貸依舊是一些中小企業賴以生存的重要渠道”。

　　然而，近年來民間借貸領域的情況也並不樂觀。“2011年沿海地區爆發的民間借貸危機，給這個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至今還未消除。”周德文介紹，“某些地方，危機甚至才剛剛發生，或正在發酵，還沒有深度發展。現在，有錢人也不敢去提供民間借貸。”

　　“借了我們俗稱的‘高利貸’，對企業而言是沉重的負擔。因為利息遠高於企業本身的利潤。如長期民間借貸，企業的發展一定會走下坡路。”經營小額貸款公司的李先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坦言。

　　如何解決

　　在周德文看來，要解決融資難問題，或要“全社會動員起來”。

　　“在政策上，就要把這個問題當成系統工程來做，把各種渠道都利用起來。”周德文認為，中國現在的解決辦法，更多地依賴間接融資。所謂間接融資，就包括發展相對成熟的民間借貸等。中小企業融資的直接渠道，比如説債券融資、股權融資等，目前比較缺乏。

　　對此，他認為，國家應當致力於兩項改革。首先，加快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完善債券市場和股權市場，幫助中小企業在直接投資方面，拓展更多的融資渠道。其次，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引導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打破現在的金融壟斷。再者，也要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現在企業的生産壓力比較大，不免負擔過重。中央和地方在稅收上都應該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在各種行政收費上也給予優惠，制定收費清單，減輕企業負擔。盡最大可能去降低中小企業的成本，使他們能夠健康發展。

　　上海浦東發展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的萬俊文認為，正確認識商業銀行貸款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中小企業貸款應主要定位於短期資金需求，中長期資金缺口則應通過股權融資的方式加以解決”。

　　“其一，發展私募股權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有助於補充中小企業的資本金，降低資産負債率，完善治理結構和強化基礎管理，從而可以降低商業銀行貸款的成本和風險；其二，發展信用擔保公司，為缺少抵押物的中小業企業提供貸款擔保，可擴大商業銀行貸款的受益面，支援更多的中小企業發展。”萬俊文稱。

　　易憲容則建議，當前國內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核心是政府對金融市場管制與參與過多、有效的市場價格機制不成熟，是投資炒作的房地産市場過於發達而讓大量金融資源沒有流入實體經濟而流入房地産，“如果這兩大問題不解決，其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目標就不可能達成。特別是僅從技術性角度來改革，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可能會面臨更大困難”。

　　還有觀點稱，即將正式在市場中掛牌的民營銀行可能是中小企業融資難、貸款難的解藥。7月25日，中國銀監會批准成立了溫州民商銀行、深圳前海微眾銀行以及天津金城銀行等3家民營銀行。

　　據銀監會主席尚福林介紹，前海微眾銀行將辦成以重點服務個人消費者和小微企業為特色的銀行，民商銀行定位於主要為溫州區域的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小區居民、縣域“三農”提供普惠金融服務，金城銀行將重點發展天津地區的對公業務。

　　李先生認為，除了現有的3家民營銀行，還應進一步增設專門為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正如媒體所言，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核心還是要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增加資金供給，充分開展市場競爭，通過市場競爭使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