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航客機在烏克蘭上空被導彈擊中墜毀成為烏克蘭亂局帶給全世界的巨大陣痛。美國白宮隨後明確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要為馬航客機被擊落負責，是俄羅斯向烏克蘭分裂組織運送了導彈等重型武器。隨後，歐盟和美國相繼宣佈擴大對俄制裁，而俄羅斯則一如既往地強硬表態反擊。烏克蘭背後的大國對決似乎進入了新一季。

　　烏克蘭危機的總爆發在地緣政治上不是孤立的，這場亂局背後充斥著大國的角力和博弈。早在今年3月18日，普京閃電般簽署了克裏米亞入俄協議，併發表了萬言演講，措辭嚴厲地批評西方。輿論甚至把這次演講與當年邱吉爾的富爾頓“鐵幕演説”相類比。“世界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了”的疑問縈繞在很多人心頭。

　　國際安全的“新冷戰”形態再顯

　　持續近50年的以美蘇為核心的全球冷戰是近代國際關係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冷戰有幾個基本特徵：一是以美蘇兩極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特徵顯著；二是極為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三是軍事聯盟的集團對抗及相關安全機制；四是貫穿始終的軍備競賽；五是對抗有一定的控制機制，儘管美蘇兩極時常遊走在戰爭邊緣，但始終沒有直接發生熱戰。

　　自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進入後冷戰時代以來，國際安全形勢並沒有隨著冷戰的終結而進入和諧狀態。在很多重大問題上，以美俄為代表的大國間的強力對抗頻發，而且在戰略觀念、手段運用等諸多方面都閃現著強烈的冷戰特點。在科索沃戰爭、美國推進東歐反導部署、俄格戰爭、敘利亞內戰等事件中，人們往往有冷戰還魂之感，“新冷戰”的概念也因此被頻頻提及。

　　“新冷戰”形態首先體現在西方戰略思想中出現新的“二元論”。這種二分法認為，國家性質類別的劃分標準是“政治和經濟的混合體”，按照這種標準，世界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一種是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另一種是以俄羅斯和中國為代表的威權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這兩種國家不是互補的，而是相互挑戰的。

　　西方理論界這種非友即敵、製造對立的二元論十分危險。要知道，早在1927年，史達林就曾發表過“兩個中心”説：強調世界革命大勢，一個是把那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集結在自己周圍的社會主義中心；一個是把那些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集結在一起的資本主義中心。1946年丘吉爾的富爾頓演説中，論述了“鐵幕”把地球劃分為兩個勢不兩立的世界。這些論調恰恰是冷戰爆發的重要思想基礎。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多極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大趨勢下，這種二元分割法的流行是一種必須警惕的信號。

　　“新冷戰”形態再現還體現在地緣戰略優勢的爭奪熱度不減。美國最負盛名的地緣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在冷戰結束數年後，出版了著作《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他在書中斷言，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戰略政治目標是歐亞大陸，在這副棋盤的角逐中，美國應支援蘇聯國家，避免俄羅斯成為一個新的歐亞帝國。而中國則是“遠東之錨”，一隻與西方“民主橋頭堡”競相匹敵的“遠東之錨”，除非美中能就地緣戰略達成共識，否則，美國在亞洲大陸將失去政治立足點。

　　現實與理論是如此相近，在過去的十幾年裏，美國以“小步快跑”和“見機躍進”相結合的方式，持續搶佔蘇聯解體後留下的地緣真空，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北約東擴經過三個重要節點後有十幾個蘇聯原加盟共和國加入北約，對俄羅斯形成嚴密圍堵之勢。西方的戰略攻勢壓得俄羅斯透不過氣來，實力不濟的俄羅斯只能絕地反擊。其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8年的俄格“五日戰爭”這兩場熱戰，以及最近烏克蘭的分裂，是美俄地緣戰略角逐曲線上的幾個顯著峰點。

　　在亞洲，中國這個“遠東之錨”成為美國防範和遏制的重點。特別是近年來奧巴馬推出的“重返亞太”戰略，更是充滿進攻性和擴張性。2012年11月，澳大利亞前國防部副部長休·懷特專門撰文提出了“奧巴馬主義”的概念，並與“杜魯門主義”相提並論，認為“杜魯門主義”的核心是遏制蘇聯，而“奧巴馬主義”則是要對中國進行遏制的新冷戰。

　　戰略上，美國不斷介入中國東海和南海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挑唆和支援周邊國家與中國對抗，對中國形成牽制之勢。軍事上，美國把60%的精銳軍事力量向亞太地區集中，並不斷在中國家門口軍演、偵察生事。美軍近來全力推進“空海一體戰”計劃，奧巴馬政府一位高級官員直言不諱地表示，“這種作戰構想是用新冷戰方式應對中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戰術上，美國在網路安全、太空科技等一系列問題上頻頻向中國發難。最近，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局禁止中國科學家參加太空探索學術研討會，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還有軍事聯盟機制單向強化。西線方面，美國在歐洲推動北約東擴，不斷加強北約的整體實力，在這個進程中，北約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質變，它由一個本來的集體防禦組織轉變為具有擴張性、侵略性的軍事集團。東線方面，美國不斷強化美日韓澳菲軍事同盟，夯實鞏固在亞洲的戰略據點和前進基地。

　　有數據統計，目前，美國通過軍事聯盟及其附帶機制，已經將全世界90%以上的先進工業國家緊緊地和它的安全利益綁在一起。美國的軍事滲透和控制已經深入全球，美國憑藉軍事聯盟機制的單向強化來對它的所謂“對手”和“敵人”實施更有力的孤立和遏制。

　　大國冷對抗加劇的根源在哪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重大衝突事件中，當事國往往或多或少有用冷戰方式處理的偏向，而這種偏向又加大了國際重大衝突事件的頻度和烈度，這種怪圈是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圖譜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説後冷戰時代伊始，大國間關係緊張是由於冷戰的戰略慣性使然可以理解，但在冷戰結束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國際政治尤其是大國間依舊不斷“重復昨天的故事”，這迫使我們去探究，大國冷對抗的根源在哪。

　　首先，一些大國不願放棄對霸權的追求。冷戰國際關係史就是美蘇爭霸史，在美國政治精英和思想界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並沒有真正反思美蘇爭霸給世界帶來的災難。相反，他們洋洋自得，以勝利者自居，認為這證明了美國霸權戰略的正確性。他們認為美國的霸權是擊敗“邪惡政權”的保證，對這種霸權只能維護和擴大，不能有絲毫的放鬆。在這種霸權邏輯下，美國的戰略優先項中始終如一的是，不允許有新的世界大國出現，能與美國分庭抗禮。

　　其次，冷戰思維不眠不逝。冷戰思維是美蘇兩極在冷戰對抗中形成的一種思維範式，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國際關係中的“零和思維”，它至今仍在影響著眾多國家國家政策、戰略規劃的制定。

　　冷戰思維在今天的國際關係中具體體現在：一是追求本國的絕對安全。美國在全球推動反導體系建設就是集中表現；二是極端的憂患，把準備對付最壞情況作為制定政策的主要或唯一齣發點。所謂“預防性戰爭”的概念就是這種思路的衍生品；三是不能設身處地地理解對方的利益、情感和安全擔憂。如北約在歐洲的強力東擴；四是以先驗的方式製造敵人和對敵戰略規劃。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指出的：“美國人需要一個敵國，以給外交政策帶來焦點和連續性。”五是堅持意識形態的對立和衝突。撒切爾夫人曾宣稱“冷戰結束了，但是共産主義還沒有結束，那就是在中國。因此我們在亞洲要支援日本、印度，不要讓中國取得亞洲的領導權”。

　　最後，冷戰的結構性遺産會反作用於國際關係。冷戰的結構性遺産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層就是美國建立的與蘇聯爭霸的軍事聯盟體系以及與之配套的全球軍事基地網路。這個體系以北約和美日韓澳菲“亞太小北約”為主軸，它不僅沒有隨著華約的解體而停止運轉，反而不斷壯大，在國際敏感問題上頻繁製造不和諧聲音和動作。

　　另一層就是美蘇冷戰對抗遺留下來的矛盾和焦點問題。這些問題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妥善解決，例如朝鮮半島問題、中國台灣問題、美俄核軍控問題等。它們就像深藏在世界政治肌體內部的病灶，總是會定期不定期地發作，引發大國間對抗衝突的顯像症狀。

　　真正的冷戰時代“畢竟東流去”

　　儘管人們時常感受到國際政治中“新冷戰”的緊張空氣，但必須要看到，“新冷戰”之所以被稱為“新”，其實不過是冷戰特徵的個別或局部顯現，遠不能與真正的冷戰相比。更為重要的是，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冷戰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冷戰之所以難於重現，最重要的是類似於以美蘇兩極為核心的集團對抗格局不會出現了。世界多極化進程儘管不是一帆風順，卻是不可阻遏的歷史趨勢，世界正進入“一超”、“群雄”混合併存的格局，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來説，重新動員和組織集團對抗都是幾乎不可能的。

　　從客觀環境來看，冷戰時期之所以能夠形成兩大對抗陣營，與戰後的特定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戰後殖民體系瓦解，世界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蓬勃興起，這給美蘇兩極凝聚自己的集團提供了機會。今天的世界，國家間的互動和交流極為密切頻繁，同時，國家間民族、經濟、社會等其他矛盾也不斷顯現，在這種背景下，任何期望為了對抗而對抗的同盟體系都缺乏有力的基礎。

　　從戰略意圖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聯盟體系儘管十分龐大，但西方國家的利益訴求也更加多元化，聯盟體系內的利益焦點並不絕對集中，聯盟也遠非鐵板一塊。世界其他大國對軍事結盟戰略並不熱心，中國向來秉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堅持和平發展和不結盟是鮮明的戰略主軸。俄羅斯的政治理想是推動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實現民族復興，以結盟求霸權的政治意願也缺乏動力。

　　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使得國家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聯繫更加緊密。特別是在國際反恐、能源安全、防治自然災害和疾病、打擊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更是迫切需要國家間的溝通協作，冷戰間兩大陣營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很難重現。大國之間矛盾分歧和共同利益複雜交織的現實，總是把它們塑造成亦敵亦友的關係，而絕非冷戰時期那種不可調和的死敵。

　　當下的烏克蘭亂局雖然冷戰意味濃厚，實質上卻是上述原因的折射。儘管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制裁的調門很高，但就在7月27日，德國副總理卻指責法國和英國沒有真正履行對俄制裁，反而繼續對俄羅斯出口武器和軍事裝備，並呼籲西方國家團結一致。

　　事實上，英法兩國的做法反映了歐盟對美、俄的典型心態。其實德國自身也沒有與俄羅斯激烈對抗的意願，作為歐盟的領袖國家，德國深知歐盟與俄羅斯在能源合作、貿易往來等諸多方面都有共同利益。數據顯示，歐盟與俄羅斯每年的貿易額高達4000多億美元，而美國與俄羅斯每年的貿易額則只有400億美元。更何況，美國拉歐盟一起對抗、制裁俄羅斯，動機也十分複雜。美國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自己都承認，美國推動歐盟和北約東擴，重要動機之一是稀釋德國對歐洲的支配。

　　有分析認為，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預防德國等歐洲主要國家和俄羅斯在經濟上走得過近，甚至在政治互信上會有某種程度的加深，進而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

　　徹底拋棄冷戰負資産是各方之福

　　對於大國來説，冷戰並沒有真正的贏家，冷戰不僅僅是“大國政治的悲劇”，兩個陣營內所有國家的人民都在不同層面受到了傷害。

　　蘇聯及其盟友在冷戰的泥潭中紛紛崩潰，國不成國。直到今天，在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還都飽嘗冷戰後遺症的苦楚。所以普京才感嘆：“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據不完全統計，這場漫長的冷戰消耗了美國1500億美元的軍費；在美國向第三世界直接發動的戰爭，以及其他代理人戰爭中，大約有十余萬美國人喪生；東西方極端對峙和軍備競賽直接導致了上世紀70年代美國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危機。

　　冷戰期間，美國為了同蘇聯爭奪第三世界國家，制定了將蘇聯“推回去”的戰略攻勢。在阿富汗，美國向阿富汗伊斯蘭“聖戰”組織提供大量武器與金錢援助，並稱他們為“阿富汗自由戰士”，鼓動他們與蘇聯作戰。而正是這些美國一手培養扶植起來的“朋友”，製造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成為美國最棘手的敵人。

　　1992年，遏制戰略的設計者，有“冷戰之父”稱呼的喬治·凱南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如果説美國哪屆政府能對地球另一面的一個大國的內部政治大動亂有能力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話，那簡直是荒唐之至。任何大國對另一大國的內部發展都沒有這樣大的影響力……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都沒有‘贏得’冷戰。冷戰是一種長期的、代價昂貴的政治較量。”他甚至滿懷傷感地寫道：“提出遏制戰略是我一生的錯誤。”

　　今天，“新冷戰”間歇性發作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於冷戰遺留的冷戰思維、冷戰結構和冷戰體制等一系列負資産。如果人們不能深刻反思冷戰帶給人類的災難，甚至自得于所謂“勝利的經驗”；如果人們不能致力於甩掉這些負資産和祛除這些病灶，而是抱殘守缺，那麼，縱使世界不會再次進入真正的第二次冷戰，那些間或被激活的部分冷戰功能也將給相關國家帶來深深的傷害。

　　冷戰研究的權威著作《康橋冷戰史》在最後得出的結論應當受到人們的重視：“單方面的軍事干涉對誰都沒有什麼好處，而開放邊界、文化交流以及公平的經濟來往則對大家都有好處……在一個意識形態日益多樣化的世界中，就像交流把我們聯繫在一起一樣，阻止更大衝突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加強交流的同時，承認多樣性，需要的時候以多邊的方式處理災難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