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破壞選舉案中，56名存在送錢拉票行為的省人大代表，有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32人，佔總數的57.1%；518名收受錢物的市人大代表，有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383人，佔總數的73.9%；76名收受錢物的大會隨團工作人員，有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46人，佔總數的60.5%。

　　這組數據令人痛心！案發之時，如此多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竟然出現了“集體失語”現象。絕大多數人選擇了同流合污、明哲保身，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抵制歪風邪氣。

　　何以集體失職，出現“更無一人是男兒”的現象？這裡面的領導幹部到哪兒去了？共産黨員到哪兒去了？

　　不敢擔當之害，無異於貪污腐敗。這些沉重的追問，是反思衡陽破壞選舉案必須回答的問題。

　　市委書記的“狠話”變空話

　　衡陽破壞選舉案之所以爆發，當時的以童名謙為市委書記的衡陽市委班子要負極大責任。正是他們的麻木不仁和無所作為，使其他相關機構和各代表團黨組織失去了“主心骨”，使整個大會選舉工作成為了一艘沒有舵的船，在拉票賄選的陰風濁浪中沉沒。

　　案發後，童名謙一度認為自己有些“冤枉”。他表示，該做的都已經做了。

　　從表面上看，童名謙的話似乎有理。在衡陽市第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前夕，童名謙先後兩次主持會議部署換屆事項。他放出“狠話”，對搞拉票賄選等活動的，堅決從嚴、從重、從快處理，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

　　該開的會開了，該講的話講了……童名謙似乎已經履職到位了。然而，人們很快發現，他是“口號響亮無比、行動寥寥無幾”，不過是在“一絲不茍走形式”。

　　大會召開期間，3名農村基層代表候選人和1名市直單位代表候選人先後兩次向童名謙反映賄選情況，都沒引起他足夠的重視和警覺。他只是召開各代表團臨時黨支部書記和團長會議，安排市人大召開市人大機關領導幹部會議，對換屆紀律進行重申，卻沒有真正對違紀違法行為“亮劍”，致使送錢拉票之風愈演愈烈，直至完全失控。

　　選舉結束後，一名送出60余萬元的農村基層代表候選人得知落選後當場暈倒。當晚，該候選人通過手機短信向童名謙等市領導反映賄選情況，並提出個人要求。童名謙收到後，對短信反映的情況沒有認真追查，僅僅要求各縣(市、區)“退錢給落選的代表候選人，並做好思想工作”，以求息事寧人。

　　大會閉幕後，其他方麵包括網路上先後出現關於賄選的舉報和反映，在衡陽的幹部群眾中，議論賄選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然而，當時的以童名謙為班長的衡陽市委依然沒有採取措施亡羊補牢。

　　事實證明，童名謙“擲地有聲”的“狠話”，在違紀違法現象面前，不過是一句空話。

　　“他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向來不多事，任何人都不得罪。”湖南省紀委調研法規室主任陳永實告訴記者，童名謙在人大選舉前，已經知道可能會調往省政協任職，根本沒有心思和勇氣來處理拉票賄選問題，生怕得罪人，怕影響前程。

　　“一句話形容童名謙，就是‘不履職、不擔當’。”湖南省委“409”案專案組組長、省紀委常委陳健説，在其位就要謀其政，童名謙自己做了“好人”，到頭來誤了事業、傷了民心、害了自己，教訓深刻。“他在消極腐敗現象面前當好人，在黨和人民面前就當不成好人！”

　　黨員幹部的“集體失語”

　　“主要領導不正確履職，會毀掉一批幹部。各級幹部不認真履行職責，既害人又害己。”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黃建國表示，在衡陽破壞選舉案中，那麼多的黨員幹部，哪怕只有一個人站出來大喝一聲、大膽揭露，都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

　　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在這起案件中，雖然也有少數領導幹部要求本代表團將收到的錢物集中管理，領導幹部的暫時不要分發；個別領導幹部則在會後將收到的錢物上交到紀檢監察機關。但是，更多的幹部徹底迷失在了金錢和壓力之中。

　　一些黨員幹部“利”字當頭，把個人私利放在了黨和人民利益之上。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明知大會期間存在送錢拉票等嚴重違反紀律的問題，不制止、不報告，且在會前、會中收受錢款。一些隨團工作人員把大會當做“難得的發財機會”，在收錢和送錢中“牽線搭橋”。一些人甚至故意把送錢情況透露給正在觀望的其他候選人，推波助瀾，影響極壞。

　　一些黨員幹部“躲”字當頭，生怕成了“出頭鳥”。辦案人員問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左慧玲為什麼不挺身而出？左慧玲表示，在市人大的副主任中，她的資歷比較淺，不方便反映賄選問題。有人向耒陽市人大機關一名幹部反映相關問題，該幹部説：“大領導不管，我們這些人怎麼管得了？”

　　“黨員幹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存在嚴重問題。”一名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在案件調查處理過程中，有的涉案對象竟然故意隱瞞黨員身份，可見他們黨的意識、黨員意識、黨性觀唸有多麼淡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衡陽破壞選舉案是衡陽市黨風、政風、社會風氣所存在問題在選舉領域的集中體現。

　　“衡陽市在公務活動、社會交往中收送紅包的現象比較普遍。”陳永實告訴記者，送紅包在衡陽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被社會各界接受。相比之下，不收不送反而顯得另類。黨員幹部在這種風氣之下，逐漸麻痹了，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是這麼多人都不站出來堅決揭露、制止賄選的社會心理基礎。”

　　“潛規則”盛行，顯規則式微，是一個地方的悲哀。如果一些人幹了違反原則、違反紀律的事，不僅沒有受到懲罰，還能獲益。長此以往，只能導致惡性迴圈，讓黨紀國法成為擺設。

　　湖南省紀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曾海平告訴記者，大部分涉案者認為，即便是查處，也頂多處理幾個帶頭的、責任大的、性質嚴重的，不會“搞”到自己頭上來。“這個小算盤一打，思想上就會不斷鬆懈和麻痹，心理上就會不斷原諒自己的醜行和為自己壯膽，到了後面也就無所顧忌了。”

　　“從深層次看，還是這些黨員幹部缺乏政治上的堅定性和對法紀的敬畏。”陳永實説，涉案幹部思想深處法紀意識淡薄，是衡陽破壞選舉案發生的重要思想根源。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在法紀問題上，看環境、講條件，見風使舵，最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廉與德、能、勤、績的關係是‘1’和‘0’的關係。”陳健説，如果“廉”出了問題，一切都是徒勞。“廉潔自律不僅要慎獨慎微，還要慎眾慎從，絕不能隨波逐流。”

　　“在正常情況下，履行責任並不難做到，通常也不顯眼，但在關鍵時候和急難險重時，負不負責任，敢不敢擔當，影響著黨的形象，影響著事業成敗。”黃建國表示，是隨波逐流還是獨善其身？是挺身而出還是明哲保身？是隨便應付還是認真負責？責任和擔當，就體現在對這些“選擇題”的解答中。

　　衡陽破壞選舉案透視：瘋狂的紅包 失控的選舉

　　(中國紀檢監察報)

　　原標題：衡陽賄選案：農村代表送60余萬得知落選當場暈倒

　　衡陽破壞選舉案中，56名存在送錢拉票行為的省人大代表，有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32人，佔總數的57.1%；518名收受錢物的市人大代表，有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383人，佔總數的73.9%；76名收受錢物的大會隨團工作人員，有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46人，佔總數的60.5%。

　　這組數據令人痛心！案發之時，如此多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竟然出現了“集體失語”現象。絕大多數人選擇了同流合污、明哲保身，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抵制歪風邪氣。

　　何以集體失職，出現“更無一人是男兒”的現象？這裡面的領導幹部到哪兒去了？共産黨員到哪兒去了？

　　不敢擔當之害，無異於貪污腐敗。這些沉重的追問，是反思衡陽破壞選舉案必須回答的問題。

　　市委書記的“狠話”變空話

　　衡陽破壞選舉案之所以爆發，當時的以童名謙為市委書記的衡陽市委班子要負極大責任。正是他們的麻木不仁和無所作為，使其他相關機構和各代表團黨組織失去了“主心骨”，使整個大會選舉工作成為了一艘沒有舵的船，在拉票賄選的陰風濁浪中沉沒。

　　案發後，童名謙一度認為自己有些“冤枉”。他表示，該做的都已經做了。

　　從表面上看，童名謙的話似乎有理。在衡陽市第十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前夕，童名謙先後兩次主持會議部署換屆事項。他放出“狠話”，對搞拉票賄選等活動的，堅決從嚴、從重、從快處理，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

　　該開的會開了，該講的話講了……童名謙似乎已經履職到位了。然而，人們很快發現，他是“口號響亮無比、行動寥寥無幾”，不過是在“一絲不茍走形式”。

　　大會召開期間，3名農村基層代表候選人和1名市直單位代表候選人先後兩次向童名謙反映賄選情況，都沒引起他足夠的重視和警覺。他只是召開各代表團臨時黨支部書記和團長會議，安排市人大召開市人大機關領導幹部會議，對換屆紀律進行重申，卻沒有真正對違紀違法行為“亮劍”，致使送錢拉票之風愈演愈烈，直至完全失控。

　　選舉結束後，一名送出60余萬元的農村基層代表候選人得知落選後當場暈倒。當晚，該候選人通過手機短信向童名謙等市領導反映賄選情況，並提出個人要求。童名謙收到後，對短信反映的情況沒有認真追查，僅僅要求各縣(市、區)“退錢給落選的代表候選人，並做好思想工作”，以求息事寧人。

　　大會閉幕後，其他方麵包括網路上先後出現關於賄選的舉報和反映，在衡陽的幹部群眾中，議論賄選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然而，當時的以童名謙為班長的衡陽市委依然沒有採取措施亡羊補牢。

　　事實證明，童名謙“擲地有聲”的“狠話”，在違紀違法現象面前，不過是一句空話。

　　“他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向來不多事，任何人都不得罪。”湖南省紀委調研法規室主任陳永實告訴記者，童名謙在人大選舉前，已經知道可能會調往省政協任職，根本沒有心思和勇氣來處理拉票賄選問題，生怕得罪人，怕影響前程。

　　“一句話形容童名謙，就是‘不履職、不擔當’。”湖南省委“409”案專案組組長、省紀委常委陳健説，在其位就要謀其政，童名謙自己做了“好人”，到頭來誤了事業、傷了民心、害了自己，教訓深刻。“他在消極腐敗現象面前當好人，在黨和人民面前就當不成好人！”

　　黨員幹部的“集體失語”

　　“主要領導不正確履職，會毀掉一批幹部。各級幹部不認真履行職責，既害人又害己。”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黃建國表示，在衡陽破壞選舉案中，那麼多的黨員幹部，哪怕只有一個人站出來大喝一聲、大膽揭露，都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

　　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在這起案件中，雖然也有少數領導幹部要求本代表團將收到的錢物集中管理，領導幹部的暫時不要分發；個別領導幹部則在會後將收到的錢物上交到紀檢監察機關。但是，更多的幹部徹底迷失在了金錢和壓力之中。

　　一些黨員幹部“利”字當頭，把個人私利放在了黨和人民利益之上。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胡國初，明知大會期間存在送錢拉票等嚴重違反紀律的問題，不制止、不報告，且在會前、會中收受錢款。一些隨團工作人員把大會當做“難得的發財機會”，在收錢和送錢中“牽線搭橋”。一些人甚至故意把送錢情況透露給正在觀望的其他候選人，推波助瀾，影響極壞。

　　一些黨員幹部“躲”字當頭，生怕成了“出頭鳥”。辦案人員問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左慧玲為什麼不挺身而出？左慧玲表示，在市人大的副主任中，她的資歷比較淺，不方便反映賄選問題。有人向耒陽市人大機關一名幹部反映相關問題，該幹部説：“大領導不管，我們這些人怎麼管得了？”

　　“黨員幹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存在嚴重問題。”一名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在案件調查處理過程中，有的涉案對象竟然故意隱瞞黨員身份，可見他們黨的意識、黨員意識、黨性觀唸有多麼淡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衡陽破壞選舉案是衡陽市黨風、政風、社會風氣所存在問題在選舉領域的集中體現。

　　“衡陽市在公務活動、社會交往中收送紅包的現象比較普遍。”陳永實告訴記者，送紅包在衡陽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被社會各界接受。相比之下，不收不送反而顯得另類。黨員幹部在這種風氣之下，逐漸麻痹了，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是這麼多人都不站出來堅決揭露、制止賄選的社會心理基礎。”

　　“潛規則”盛行，顯規則式微，是一個地方的悲哀。如果一些人幹了違反原則、違反紀律的事，不僅沒有受到懲罰，還能獲益。長此以往，只能導致惡性迴圈，讓黨紀國法成為擺設。

　　湖南省紀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曾海平告訴記者，大部分涉案者認為，即便是查處，也頂多處理幾個帶頭的、責任大的、性質嚴重的，不會“搞”到自己頭上來。“這個小算盤一打，思想上就會不斷鬆懈和麻痹，心理上就會不斷原諒自己的醜行和為自己壯膽，到了後面也就無所顧忌了。”

　　“從深層次看，還是這些黨員幹部缺乏政治上的堅定性和對法紀的敬畏。”陳永實説，涉案幹部思想深處法紀意識淡薄，是衡陽破壞選舉案發生的重要思想根源。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在法紀問題上，看環境、講條件，見風使舵，最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廉與德、能、勤、績的關係是‘1’和‘0’的關係。”陳健説，如果“廉”出了問題，一切都是徒勞。“廉潔自律不僅要慎獨慎微，還要慎眾慎從，絕不能隨波逐流。”

　　“在正常情況下，履行責任並不難做到，通常也不顯眼，但在關鍵時候和急難險重時，負不負責任，敢不敢擔當，影響著黨的形象，影響著事業成敗。”黃建國表示，是隨波逐流還是獨善其身？是挺身而出還是明哲保身？是隨便應付還是認真負責？責任和擔當，就體現在對這些“選擇題”的解答中。

　　衡陽破壞選舉案透視：瘋狂的紅包 失控的選舉

　　(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