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建榮 本報通訊員 蔡萬濤

　　他們是這麼一群人，很少見於報端，百度一下除了論文和課題外幾乎找不到其他資料。

　　只想做一些實事，讓技術走出實驗室實現産業化；通過整合創新，形成和帶動了一批産業；以農民致富為科研的最大動力……

　　儘管科研方向各異，技術手段不同，但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詮釋著農業産業化的現在與未來。

　　以農民的需求為導向，將科技成果“變現”為産業成了他們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堅持不懈、矢志前行的動力和追求。

　　楊寶祝：推動農業資訊化“落地”

　　13年前決定創業時，他的想法是“想去做一些實事兒，哪怕這件事兒再小”。

　　13年後再談起這段經歷，他説，“我堅持認為産業興則國家興，而且在我看來搞産業一小步，比搞科研一大步要踏實。”

　　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多少人看好楊寶祝的那次“出走”。在大家眼裏，北京農科院國家農業資訊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遠比他現在這個派得偉業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分量重得多。

　　“沒賺什麼錢，即便公司現在年收入7000多萬元，但除去各項技術開發投入等，公司年利潤僅二三百萬元。”楊寶祝依然“執拗”地走著自己的路。

　　他説：“國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研究出一大堆技術，放在實驗室不去應用，即使再先進也會過時，而我所做的事那怕只有一件事成了，那就是成果。”

　　起步維艱，儘管院裏和中心都對派得偉業給予了極大的支援，但十幾年前，農業與農村資訊化在國內尚處在科學研究和示範階段，真正大範圍的推廣應用尚且不多，更別説進入企業領域。

　　北京順義區大孫各莊鎮吳雄寺的1210戶村民成了和他一起“吃第一隻螃蟹”的人。在這個僅有8台電腦的村子裏搞農村資訊化，讓拿“鋤頭”的手學會通過網路選擇自家地裏種什麼、施多少肥、澆多少水……可不是一般的難，但楊寶祝愣是做成了，“面向生産的農業專家系統”成了村民們的“寶典”。

　　由東歐12個國家組成的考察團在考察該村後驚奇地説：“沒想到中國還有這麼現代化的鄉村！”

　　與之相比，2011年—2013年，派得偉業承擔的黑龍江60多個智慧水稻浸種催芽車間項目的建設工程則稱得上是“大手筆”，其意義不僅僅在於平均畝增産可達50—100斤，實現經濟效益上億元，更重要的是一項名為“智慧化水稻浸種催芽技術設備”的農業資訊化技術應運而生，可以讓更多的農民致富增收。

　　這一切正是楊寶祝想要的，不做“中間商”搞倒買倒賣，而是當 “總包商”，一頭連著需求方，一頭連著供應方，所做的也不僅僅是簡單的銜接，而是二次開發、整合創新，搭建産學研合作的平臺。

　　話語間，楊寶祝已然完成了從專家到企業家的轉身與蛻變，對推動農業資訊技術向産業轉型有了自己更為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劉寶存：為農業面源污染“把脈問診”

　　工作40年，當了近20年北京農科院植物營養與資源研究所所長的劉寶存更像是一個“工程師”。

　　無論談起他所從事的植物營養與肥料研究，還是聽他解讀國家科技支撐項目“沿湖地區農業面源污染防控與綜合治理技術研究”，産業和工程兩個詞被反覆提及。

　　劉寶存説，“中國農業工作者的責任和難度要比國外大得多，在國外可以搞輪作、休耕，但在國內確保糧食持續增産，確保農民的利益是首位的。”

　　“你既不能讓農民的利益受影響，又不能任由農民無節制施肥、低效施肥，因為過量施肥造成的土壤問題最終還得由農民來‘埋單’。”搞智慧化肥在劉寶存看來既是科研任務又是責任。

　　他主持的“新型肥料研製與産業化”課題一舉在國內實現了四個第一：第一個研製成功S型包膜可控肥、第一個研製成功控釋肥連續化生産設備、第一個實現了包膜控釋肥産業化、第一個研製成功快速降解控釋肥包衣膜。

　　“相對於這些第一，我更看重的是農民施肥模式的改變以及技術轉化給農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收益。”

　　研發一項技術，形成一個産業成了劉寶存“履行”責任的一種形式。S型包膜肥完成小試、中試，實現了規模生産；與北京大興區留民營生態農場合作建設的沼液滴灌技術示範工程；具有自主智慧財産權和兩項國家發明專利的沼液滴灌技術推廣面積累計達20000余畝……

　　學術及成果轉化上的成就並未讓劉寶存感到欣喜，農業面源污染的嚴重性讓他意識到單一的技術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過量的營養元素、農藥等污染物從農田向水體遷移擴散。

　　“必須採取綜合性的防治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無論是被環保部、科技部“點將”還是出於自己的強烈願望，通過突破面源污染控治的關鍵技術與工程示範相結合來破解農業污染對環境的影響，成了劉寶存近十多年不懈探索的課題。

　　2000年，劉寶存在國內率先提出以延慶縣的10個鄉鎮為重點實施區域，開展北方有效控制農村面源污染示範區示範工程，一搞就是五年。

　　近10年來，作為國家科技支撐項目的首席專家，劉寶存及其團隊將研究領域從北方地區延伸到太湖、滇池等12個湖庫地區，又從湖庫轉移到糧食主産區，攻克了多項農業面源污染防控關鍵技術，建立了多種防控技術模式。

　　“源頭控制、過程調節、末端治理”的防控理念一再被實踐和應用，但在劉寶存看來，真正根治面源污染尚任重而道遠。

　　朱華：專注産業化的“魚專家”

　　很少有人像朱華一樣，搞了近20多年的科研，只研究一條魚。

　　無論是大學畢業分配到遠離北京市區的小湯山匯瀛良種開發中心，還是如今成為北京農科院水産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朱華的研究方向始終是鱘魚繁育及養殖。

　　鱘魚，一種大型經濟魚類，除熟知的中華鱘外，還有二十五六個品種，可食用，還能生産魚子醬，近年來又發現有重要的藥用價值……

　　提起鱘魚，朱華如數家珍的侃侃而談與其沉靜斯文的外表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然而當看到他不停地摩挲著辦公桌上的鱘魚標本時，感覺一切盡在情理之中。

　　“其實，一開始我對鱘魚的認識是‘零’，當時魚場把20余尾價值不菲的西伯利亞鱘魚親魚交給我，僅僅因為我是學水産養殖的。”養活這些魚成了朱華“承擔”的第一個“課題”。

　　面對這麼個未知領域，朱華只能邊學邊摸索。終於，在2000年，朱華帶領團隊在全國率先突破了西伯利亞鱘魚的人工繁殖。此後，又陸續突破了俄羅斯鱘等品種的人工繁殖。

　　短暫的興奮過後，朱華清楚的知道，能夠通過全人工繁殖提供苗種，僅僅算是起步，要想産業化就必須要實現規模化人工繁殖和延長供苗時間，而當時國內鱘魚苗種還主要是依賴進口和捕殺野生親魚。

　　“有兩個問題必須要解決：一是怎麼能讓人工養殖的親魚性腺發育同步和最終成熟？二是能不能反季節繁殖甚至全週年繁殖？”在朱華眼裏，農民的難題就是他的課題。

　　先是成功探索出了人工養殖條件下鱘魚生殖調控技術，解決了規模化提供苗種問題，緊接著2008年，朱華又攻克了鱘魚週年全人工繁殖的難題，一舉解決了養殖效益低和養殖鱘魚週期長兩大産業化難題。也因此，“魚專家”成了養殖戶對他的昵稱。

　　朱華説：“我可以一個專利也沒有，但不能讓養殖戶遇到難題解決不了，讓農民致富是我做科研的最大動力。”

　　為了避免鱘魚近親繁殖，他開展了養殖鱘魚種群遺傳多樣性的研究，並嘗試著給親魚裝上晶片，記錄不同親魚個體的種類、親緣關係等資訊；為讓農戶養殖更多的母魚，實現既能繁殖，還可以生産魚籽醬，創造更多經濟效益，他啟動了全雌育種研究；針對水資源緊張等問題，他開展了節水、高效養殖技術研究……

　　“如今，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鱘魚生産大國，養殖産量佔世界85%以上，可以説鱘魚養殖業的前景廣闊，這也意味著我這條‘魚’還得做下去。”朱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