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機器大生産時代以來，國際分工經歷了工業製成品與農礦業的傳統産業間分工、工業內部各産業各産品部門的産業內分工和同一産品不同價值鏈增值環節的産品內分工三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産品模組化程度的提升和生産過程可分性增強，以及資訊技術、交通技術等“空間壓縮”技術帶來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下降，基於價值鏈不同工序、環節的産品內分工獲得極大發展，全球價值鏈分工成為一種居於主導地位的國際分工形式。

　　在全球價值鏈治理中，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憑藉資金、管理、技術、品牌等方面的優勢在全球範圍組織調配資源，處於價值鏈的控制地位和高附加值環節，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著主導者角色。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格局下，發達國家將大量本國不具備競爭優勢的環節(多為勞動密集型産品的製造環節)離岸外包給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則主要從事研發等生産性服務環節，尤其是技術、資本密集環節。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發展、業態不斷創新和産業日趨融合，新興經濟體努力突破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鎖定”，全球價值鏈逐步呈現多極化發展的新態勢。

　　一些新興經濟體正在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將逐步改變全球價值鏈的國際格局。新興經濟體加入全球價值鏈後，利用技術外溢效應，學習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産品技術、工藝技術和組織管理訣竅，再通過加大研發投入，進行消化吸收後的再創新，技術水準得到快速提升。據測算，1996年到2009年，中國出口産品的技術含量提高了85.7%，印度提高了106.2%，南非提高了89%，而美國和日本分別只提高了52.7%和45.6%。隨著技術和管理水準的提升，新興經濟體逐步走出主要進行初級産品出口加工的階段，正在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向中高端環節攀升，從而打破全球價值鏈高端被發達國家壟斷的格局。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融合趨勢，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正在進行重構全球價值鏈的各種嘗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由導入期步入加速拓展期，快速成型(如3D列印機)、工業機器人、新材料、工業控制軟體等關鍵技術不斷成熟和産業化，基於這些技術的柔性生産線能夠更好地滿足市場個性化且快速變化的需求，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重要性降低，製造環節附加值增大。於是，一些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重新梳理全球價值鏈，開始拋棄遵循“微笑曲線”將製造環節外包的做法，將製造生産線移回本土。另一方面，面對製造業服務化的産業融合趨勢，一些製造業跨國公司開始積極推進服務化轉型，加大在生産性服務環節的投入，為消費者提供覆蓋整個價值鏈的一體化解決方案，推動生産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與消費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融合。同時，還有一些跨國公司認識到，在許多産業，研發環節與製造環節的互動十分關鍵，如果僅將製造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那麼，本土的研發活動將失去創新活力。於是，這些跨國公司改變把研發環節保留在本土的做法，開始在發展中國家設立研發機構，加大在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資。2010—2011年，全球研發支出最多的1000家公司在印度和中國研發支出的增長達27.2%，遠高於北美的9.7%、歐洲的5.4%和日本的2.4%。目前，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的研發機構已超過1500家，雇傭超過15萬名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人員。在發展中國家設立的研發機構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創新網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企業逐步具有“走出去”主動整合全球價值鏈的能力，正成為主導全球價值鏈的新力量。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從2000年的2666.44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7783.72億美元，佔世界的比重從18.84%提高到53.61%。在2014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來自中國、智利、印度尼西亞、印度、委內瑞拉等16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共139家，佔世界500強數量的27.8%，營業收入和利潤分別佔到27.10%和24.71%。新興經濟體的企業已經不再僅僅從事全球價值鏈的生産製造環節，在傳統上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研發環節上的表現也十分活躍，日益成為研發全球化的主動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