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中央日報》4月8日文章，原題：美國“New Normal”和中國“新常態” 今年如果舉出中國經濟的特徵之一，自然是要首推“新常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個月末舉辦的博鰲論壇年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上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能只看增長率”，“中國將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堅定地深化改革開放”。在博鰲論壇之前召開的中國兩會的全國人大上也是，中國政府正式宣佈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今年將增長率目標下調到7%，中國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將按照此標準推進。

　　在這裡，新常態是對美國出現的用詞“New Normal”的中文直譯。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後一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率，但從2012年開始增長勢頭卻停留在7%左右，而中國將這樣的狀態定位為 “新常態”，並將今後經濟政策的焦點放在穩定維持新常態上。出於這一點，中國的“新常態”與意味著長期低增長的美國式“New Normal”異曲同工。但如果仔細觀察低增長的水準和應對戰略，中國的“新常態”與美國的“New Normal”明顯不同。

　　“New Normal”一詞是指IT(資訊技術)泡沫破滅的2003年當時美國的經濟狀況，由風險投資人喬治·買奈米首次提出使用，在2008年發生從美國始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隨著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首席執行長埃裏安(Mohamed El-erian)將經濟狀況指稱為“New Normal”而廣泛傳播(《南韓經濟報紙經濟專用語詞典》)。隨著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後，政府、企業和家庭生計都積極減少負債，低增長、低收入和低收益率等“三低”現象成為新標準。如此一來，2013年年末，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美國前財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論壇上表示“世界經濟可能陷入低增長、低物價、低利率和低雇傭的結構性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將經濟停滯在結構上長期化的狀況稱為“New Normal”，“New Normal”一詞再次開始受到世人關注。

　　薩默斯所説的“New Normal”是以將低增長視為結構上無法避免的既成事實為前提，其中蘊含著人為的增長政策並非可取的意思。近似于有些被動和斷念的“增長懷疑論”。薩默斯作為克服長期停滯的對策提出擴張財政政策，但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等人士否認長期停滯假設，指出不能實施永久擴張財政政策。最重要是，薩默斯的“New Normal”在美國這種發達國家使用可能沒什麼問題，但並不適用於像中國這樣依然繼續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和低開發國。如果讓依然任重道遠的發展中國家和低開發國認為低增長是新的正常狀態，放棄增長政策，難道它們會乖乖聽話嗎？

　　中國的“新常態”不是放棄增長，而是意味著轉變為新的發展方式，從這一點上就與美國式“New Normal”所走的路不同。即，“新常態”指，雖然將增長率目標降低，但會將增長模式轉為可持續增長。中國的新經濟構想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AIIB)，是迎接“新常態”時代的中國雄心勃勃的未來增長戰略。停止基於低工資的推進式出口的發展方式，在總攬亞洲地區大規模開發項目和建設連接海陸的新物流網路中尋找新發展動力。即，中國的“新常態”是指，雖然增長速度降低但將重點放在發展的品質和持續可能性上的新戰略。最重要的是，雖説不再對兩位數增長率抱有期望，但13億人口未來持續保持每年7%的增長率依然是令人驚訝的發展戰略。

　　最近美中兩國間圍繞著亞投行出現的矛盾可以被視為兩國圍繞著亞洲地區和世界經濟主導權的霸權鬥爭，但也可能是對美國的“New Normal”和中國的“新常態”表現出對發展的認識和戰略出現差異。世界各國(甚至連美國最親近的同盟國)決定不顧美國的反對爭相加入亞投行可能就是因為它們認為比起被動、斷念的美國“New Normal”，有進取心並做出改變的中國“新常態”更符合本國的利益。美國要適應的“New Normal”也許不是薩默斯假設的低增長結構，而是世界各國共同參與中國主導的新增長方式的中國式“新常態”。

　　在美中兩國之間煞費週折終於決定加入亞投行的南韓，從現在開始要新考慮的問題好像還有一個。南韓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是美國式的“New Normal”，還是中國的“新常態”，或者介於兩者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