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丹委員：發錢鼓勵生育不能只給本地人，新市民育兒也要支援

　　隨著我國生育率不斷走低，“低生育”現象成了近年兩會的熱議焦點。

　　從生育率變動來看，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實施的2016年，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77；而到了“三孩”政策正式放開的2021年­­，這一數字下降為1.15。

　　近年來，全國多地正在積極推出各項生育支援政策，如額度不斷提高的育兒補貼；時間不斷延長的産假、育兒假等等。那麼，什麼樣的生育支援政策才能起到實效？延長産假、輔助生殖進醫保等生育支援政策應如何完善？托育服務、嬰幼兒照護服務怎樣才能跟上？

　　對此，今年全國兩會前夕，澎湃新聞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作為國家衛健委的官方智庫，多年來，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持續對我國婚育狀況進行調查監測，賀丹委員結合調查結果，從政策研究者的視角給出了她的觀點和建議。

　　在她看來，生育支援政策仍有諸多方向可繼續加強完善，如，鼓勵男女産假同休、共擔家庭責任；生育支援政策不要有孩次之分；改變地方生育支援政策的戶籍門檻、對新老市民育兒給予同等支援；對標發達國家，強勢開展托育服務等。

　　以下為專訪實錄：

　　生育率為什麼跌得這麼快？生育養育壓力大，婚育觀念現代化

　　澎湃新聞：賀委員您好，非常感謝您能做客我們“兩會一線”節目。請問您今年的提案中有哪些關於應對低生育現狀的建議呢？

　　賀丹：現在人口形勢的變化，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少子化的推進以及低生育率的問題。我們比較關注的是怎樣加快構建生育支援的政策體系，特別是一些長期制度的建設。比如生育保險制度、嬰幼兒照護制度、還有生殖健康服務制度等，這些都是跟生育相關的核心基本制度，我們會聚焦這些方面的制度建設提出一些建議。另外，對於大家關心的熱點問題，我們也會跟蹤地方生育支援政策落地的情況，結合大家對政策的反應，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

　　澎湃新聞：謝謝。下面想請教下，現在晚婚晚育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今年2月多地公佈的數據顯示，浙江杭州、寧波、廣西桂林等城市的平均初婚年齡都在30歲上下。在全國層面，全國適齡人口的初婚年齡也在不斷推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0世紀80年代的22歲持續上升到2020年的26.3歲，初育年齡推遲到了27.2歲。請問您覺得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晚婚晚育的原因是什麼？除了現實生活的壓力，觀念改變的影響會不會越來越大？

　　賀丹：近幾年來，我們確實觀察到了青年群體生育意願、生育水準的下降都非常明顯，概括起來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經濟社會發展是現在生育意願變化的主要因素。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大家的婚育觀念也會走入現代化，現代化的特點就是優生優育，這是最主流的觀念。另外我們觀測到，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教育水準快速提升，特別是女性受教育水準快速提升，這對年輕人婚育的計劃和安排也有比較大的影響。

　　現在中國高等教育入學人數每年大約在1000萬，其中女性的人數超過男性，讀研讀博的女性非常多，這也是影響大家婚育安排的重要因素。從學校畢業以後，先立業、再成家、再生育也是大家普遍的安排，所以婚育延遲成了普遍現象。

　　另外，我們還觀測到，為什麼生育水準下降那麼快？這和我國教育的均等化推進以及基本生活保障均等化的推進關係非常大。以前我國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還保持著比較高的生育水準，是因為我國的地區差異非常大，基本公共服務的地區差異也非常大。但是現在，青年群體在受教育方面、在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方面，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是逐步縮小的，而且同質化的進程非常快。

　　如今我們走到街上，看到一個年輕人，你很難從他的外表和氣質來判斷他是來自城市還是農村、是來自大城市還是小城市。大家觀念方面的趨同，甚至快於(物質上的)均等化推進，這也是近幾年生育水準下降快的一個主要原因。

　　此外，這幾年的疫情也會對大家的婚育安排産生影響。

　　我們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一直在持續做婚育方面的監測調查。我們了解到，我國育齡群體平均理想子女數約為1.8，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左右，但實際生育水準大約只有1.1，這個生育赤字還是比較大的。這説明很多青年家庭願意生孩子，但有一些剛性的約束條件使他們生不了孩子。比如教育和養育的壓力比較大，沒有人帶孩子，還有生不出孩子。這些方面都是青年群體婚育意願下降的原因，也是以後政策的主要著力點。

　　生育支援政策不能只給本地人，新市民育兒也要支援

　　澎湃新聞：還想請教，近年來多地都在探索發放育兒補助，比如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實事項目提出，自1月1日起，同一對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戶籍登記在杭州的家庭，擬向生育二孩的家庭一次性發放補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家庭一次性發放補助20000元。

　　今年1月，山東省濟南市發佈《濟南市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方案》。其中提出：本市戶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育兒補貼，對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養人員及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的生育婦女每月加發200元育兒生活補貼，直至孩子3周歲。

　　請問您覺得發放育兒補貼對提升生育意願的效果如何呢？

　　賀丹：首先，我覺得各地積極貫徹落實中央的決定，地方主導出臺相關的生育支援政策，這是一個特別可喜的現象，地方政府拿出這麼多錢來對養育孩子的家庭提供補貼，這是一個好事情。無論從哪方面來講，這都能夠減輕家庭的養育負擔。

　　但是我也觀察了很多城市，不僅僅是您剛才提到的城市，還有一些其他城市也在出臺相關政策，對此我有一個建議，生育支援政策一定不要再分孩次了，一孩也很重要。我們這次優化生育支援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一系列努力，目標不是説生多少三孩，考核的主要指標也不是三孩出生多少、三孩佔比多少。我們最主要的政策目標，是要建立生育支援的政策體系。

　　這個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是覆蓋所有育兒家庭的，無論是一孩、二孩、三孩都要給予支援。另外，從人口學的觀察來講，現在生育水準下降主要是一孩生育水準下降帶來的。

　　從家庭反應來看，一孩養育的體驗直接影響了家庭再生育決定。一孩太累、太辛苦了，他就不打算再生二孩。所以政策如果只關注二孩、三孩，那它對生育水準的影響可能是非常有限的。現在生二孩的家庭可能有一些，能夠生三孩的家庭就非常少了。所以我們建議生育支援政策不要分孩次。

　　另外，建議生育支援政策也不要分戶籍。我們也觀察到，有些政策只給本地有戶口的人，但是我們希望新的家庭福利政策，不要成為新的“二元分割”政策。

　　對於希望吸納並留住青年才俊和各方面人才的城市來講，要支撐家庭的青年群體正是城市要穩住的人才隊伍，所以相關政策也要給到他們，讓他們均等享受，這是未來城市競爭力的一個最主要的體現。給錢可能能夠留住一些人才，但是如果在公共服務方面，對青年群體在養育孩子和家庭生活上給予支援，這個吸引力可能比工資待遇更高。

　　所以我建議，對於有條件的城市，出臺新的生育支援政策時，一定不要分孩次，還要讓新市民、老市民都享受到同樣的政策。

　　從國家宏觀政策來講，在城鎮化推進的過程中，在基本公共服務推進的過程中，也希望上下能夠共同發力，推進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讓很多公共福利制度跟戶籍脫鉤，(生育支援政策)不能再重新再挂上一些。希望地方政府在考慮相關政策時，能把不分孩次、不分戶籍這兩個因素考量進去。

　　還有，長期制度的建設一定要關注，不能僅僅是短期，出一個短平快的政策。長期制度方面，生育保險制度怎麼完善，能讓所有女性沒有後顧之憂，在生育期間工資能有保障，職業發展也有相對穩定的保障；生不出孩子的，也能得到優質的、價格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務；以及，沒有人帶孩子怎麼辦，托育服務怎麼樣跟上去，嬰幼兒照護服務怎麼跟上去；我覺得這些都是地方政府在推進生育支援政策時，要重點考量的方面。這些方面需要積極的探索，而且要注重長期制度的建設。這是我作為一個政策研究者提出的建議和想法。

　　倡導青年人適齡婚育，輔助生殖只是最後手段

　　澎湃新聞：近日國家醫保局在答覆委員提案中明確表示，將逐步把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基金支付範圍。請問在您看來，在目前晚婚晚育大趨勢下，人們對輔助生殖技術的需求是否會越來越多，該怎麼滿足？此外，目前《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是限制對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請問您認為這項技術未來是否適宜對單身女性開放？

　　賀丹：這個問題也很好，也很受關注。我曾經也提出這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醫保局答覆説輔助生殖技術要逐步納入醫保，我覺得這非常好。

　　輔助生殖需求會不會增長？我覺得肯定會。從比例來講，由於婚育延後、高齡生育增多，生育的風險、不孕不育的風險都會增大。但是從絕對數量來説，也不一定會增長得太快，因為育齡婦女的整體規模也在快速下降，所以可能比例會有所上升，但是總體規模的增長不會太快。因此，這方面政策的推動應該積極穩妥，不一定太超前，這是基本的人口變動對這個政策的啟示。

　　另外，我們還是倡導青年朋友們適齡婚育，對個體來講，什麼年齡段該幹什麼就幹什麼，該戀愛的時候戀愛，該結婚的時候結婚，該生孩子的時候生孩子。

　　我們職業發展的黃金期、受教育的黃金期、婚育的黃金期都是重疊的，這些都要安排好。學習教育是一個終身的過程，那麼生育孩子的關鍵時期，我們是不是可以充分地考慮進去，做出合理的婚育安排。年齡大了以後用人工技術進行輔助，畢竟還是一個最後的選擇，最好的還是自然狀態生育，這也有利於我們的身心健康。

　　所以，基於這一點，在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方面，我們有一個綜合的建議。一是，符合社會習俗和規範；另外，符合醫療的倫理規範；還有，進行重大政策制度改革，一定要充分論證、形成共識、積極穩妥地推進，而不是一拍腦袋覺得這個政策可以做，就趕緊做了。

　　建議大家最好在碰到生育問題、生殖健康問題時，到醫院尋求幫助和支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生活安排不合理，也許醫生給你一些諮詢建議，放鬆心情，你就能夠很自然地懷孕生子了。可能有一些人通過藥物調理，以及中醫調理，也能夠順利地實現自己的生育意願，不一定最後都要用凍卵、輔助生殖技術，這只是最後的救濟手段。所以大家在考慮生育的時候，還是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育計劃，儘量實現自然分娩，這個是最好的狀態。

　　女性休産假不是越長越好，鼓勵男女同休産假都顧家

　　澎湃新聞：還想請教一下關於産假的問題。為了支援鼓勵生育，不少地方都把産假從98天延長到了158天，在一些地區生育二孩、三孩的産假會更長，比如《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女方在享受國家規定産假的基礎上，生育一孩延長産假60天，總計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長産假90天，總計188天。

　　您之前也解讀過，産假延長可能會影響母親的工作，導致“母職懲罰”。對此有專家提出建議，探索産假男女同休制度，100多天的假期，男女自主分配各自休的時長，或者是強制男性休産假達到一定的天數，盡力減少因為産假問題導致的職場性別歧視。請問您對此觀點怎麼看？另外，延長産假是一個值得繼續探索的生育支援政策方向嗎？

　　賀丹：現在我們産假的延長已經很充分了，政策考慮、法律法規的制定都給予了充分保障。産假不是越長越好，它有一個度，既要考慮到女性的職業發展，也要考慮到她的身心健康。現在158天挺好的，既照顧到了女性身體修復的過程、勞動的過程，也考慮到了家庭育兒的需求。

　　男女同休産假是我們積極鼓勵倡導的一個方向，但是我不主張強制，任何強制的政策都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家庭可以按照符闔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自主決策，自主決定是女方在家裏帶孩子，還是男方在家裏帶孩子。

　　為什麼不同意強制男性在家休産假？因為總體上來講，男性的工資水準、待遇水準，在同等條件下都是偏高的，在家庭中往往也是偏高的。非讓家裏掙得多的帶孩子、掙得不多的出去工作，可能家裏面也不願意，這應該是家庭的自主決策。但是我們在外部的公共政策方面可以給予支援，幫助掙得更多的女性，讓她也能出去掙錢，男性如果願意在家帶孩子，也可以留在家裏，這是我們逐步倡導的一個過程。

　　在這方面我覺得以後會有更多更好的進展，因為我們中國男性在家帶孩子、做家務也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男女平等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毛主席原來就説過，女性能頂半邊天，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在接受男女都能出去工作養家、共同承擔家庭責任方面，我們比有些國家的條件要好。

　　對於未來家庭責任男女共擔、男性更多地參與家庭育兒過程，我是很有信心的。在這些方面，如果我們的積極進展比較明顯，我覺得也會緩解現在女性在職業發展過程中、生育過程中的焦慮。國際經驗也體現出來，在性別平等的初期階段，會造成生育水準的下降，但是在性別平等的後期成熟階段，性別平等的程度越高，生育水準反而會越高。所以下一步要實現適度生育水準，推進社會性別平等，繼續落實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也是一個重要的政策方向。

　　對標發達國家，大力發展托育服務

　　澎湃新聞：近年來不少代表委員都在建議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請問在您看來，在各項生育支援政策中，普惠托育服務的重要性是怎麼樣的？目前它的發展狀況如何？未來應該怎麼走？

　　賀丹：我覺得托育服務的政策作用非常大，生育保障制度的核心制度之一就是托育服務，托育服務是嬰幼兒照護裏最重要的一環。

　　以前0到3歲的嬰幼兒照護，國家是沒有基本制度來保障的，都是以家庭為主，爺爺奶奶帶孩子的非常多。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爺爺奶奶退休以後還能全心全意在家帶孩子的可能會越來越少，那麼就需要相關的社會服務給家庭提供支援。代際支援，我們繼續鼓勵和支援；同時，要大力發展嬰幼兒照護的社會服務，這是幫助青年群體平衡自我發展和家庭育兒責任矛盾最重要的一個著力點。

　　在我們的調查中，沒有人帶孩子是影響生育意願實現的主要因素之一。現在國家推進普惠托育的決心很大，地方行動也很努力，但是還是不夠。我覺得以後在托育服務方面，我們應該對標發達國家，為了積極應對低生育率，我們要有強勢開端計劃，要把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範圍。我們現在是普惠服務，未來是希望它跟幼兒園一樣，所有的政策都能夠同步的推進。

　　以前學前教育就經歷了好幾輪的破滅和提標，才發展到目前大家都接受這個概念，現在所有的孩子，不管是農村的還是城市的，都有要上幼兒園的概念，大家會覺得，經過學前教育，孩子以後的學習會銜接得更好。

　　對於0-3歲的嬰幼兒照護，以後我們可能也要樹立這樣的概念，0到3歲是人生命最早的1000天，也是兒童早期發展的黃金時期。不能僅像以前那樣，只是保證兒童的安全，還得要在兒童發展方面給予家庭更多的指導和幫助，這些方面的制度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方面的制度，除了發展托育服務以外，嬰幼兒照顧的家庭指導也要發展起來。在一些欠發達的地區，多數都是爺爺奶奶隔輩帶孩子，老人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意識，我們應該到府提供相關的服務，這也要有相關的政策、制度給予支援。

　　以後每年新生兒大約只有1000萬了，過去最高的時候一年接近3000萬，但以後只有1000萬了。少了那麼多，每一個孩子都是寶貝，每一個孩子都應該得到精心的養育。

　　在這方面，國家也有了更多的財政空間。以前每年要保障3000萬新生兒，現在只有1000萬，就有更多空間對空白、短板和弱項加大投入，其中最重點的就是0到6歲的學前教育，以及0到3歲兒童的早期照護和早期發展方面的支援。這方面的支援應該作為以後提升人力素質的重點加大投入，這也是支援生育的一個最主要的政策。這方面政策我們也會長期跟蹤、關注和研究，給國家相關政策落地提供更好的建議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