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資本市場“關鍵詞”前瞻：代表委員多維度熱議投資者保護

　　兩會召開前夕，代表議案和委員提案也相繼出爐。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和採訪發現，投資者保護成為代表和委員們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在“瑞幸咖啡”財務造假事件掀起軒然大波，康美藥業以及康得新造假事件的影響下，投資者保護得到了更加廣泛的關注。

　　另外，隨著新《證券法》在今年3月1日生效，以及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下稱“金融委”)一個月內三次提及資本市場造假以及投資者保護，也讓關於投資者保護的討論上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而就在兩會前夕，重磅文件《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發佈，其中也明確了要完善強制退市和主動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品質，強化投資者保護。

　　“投資者保護的內容，今年在各個層面都達成了共識。而瑞幸咖啡事件和中行原油寶的事件則給投資者保護的討論再添一把火，這種情況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提出和投資者保護相關問題恰逢其時。”中倫律師事務所一位合夥人告訴記者。

　　提高刑法處罰標準

　　兩會前夕，證監會明確了對康美藥業造假的處罰，頂格處罰60萬。證監會同時表示，已將康美藥業及相關人員涉嫌犯罪行為移送司法機關。因此，市場也寄希望於刑法可以給造假者應有的處罰。

　　但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六十條、第一百八十條和第一百八十二條的規定，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無論犯罪數額多少，其刑罰都在五年有期徒刑以內；而對於內幕交易、洩露內幕資訊罪和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即使情節特別嚴重的，最高刑罰也只是處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市場普遍認為，在《證券法》修改後，《刑法》也應該對證券相關的罪責進行更新。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今年兩會帶來的議案之一，就是建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證券三罪量刑由一般五年以下改為十年以上。

　　“證券市場具有高風險性和高盈虧性，在鉅額利潤的引誘下，欺詐發行等證券領域的犯罪屢禁不止，這破壞了市場生態。對此，必須用重典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而《刑法》的修改也應該跟上。”前述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表示。

　　朱列玉在其議案中提出，進一步健全金融法制，修改《刑法》，維護國家金融管理制度，全面提升證券違法違規成本是資本市場的改革目標之一。3月1日實施的新《證券法》，對欺詐發行、操縱股市和內幕交易行為的行政責任從倍數、比例、金額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然而，現行《刑法》規定不能完全反映出證券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刑事處罰力度不夠，也未能與《證券法》規定的行政處罰責任相匹配，制約了股票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和資本市場長期穩定健康發展。

　　朱列玉同時還建議，法律面前應當人人平等，不應嚴懲草根犯罪，卻對高智商犯罪網開一面。如果普通的盜竊、詐騙犯罪披上證券三罪的外衣，就可得到減免刑罰的結果，法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將會遭到嚴重破壞。因此，建議修改《刑法》，將證券三罪量刑由五年以下改為十年以上，提高證券犯罪者的犯罪成本，進一步治理證券市場的亂象，以發揮法律規範的調整作用。

　　儘快激活集體訴訟

　　新《證券法》修訂後的一大亮點是進一步在證券維權方面明確和引入了代表人訴訟制度，這也被認為是中國版集體訴訟制度的嘗試。

　　但上位法生效，並不意味著“集體訴訟”能夠直接落地，因為新《證券法》第九十五條對證券民事訴訟制度僅作了原則性規定，是本輪證券民事訴訟改革的起點而非終點。

　　後續改革有賴於證監會、最高人民法院及投資者保護機構通過出臺相應配套規定、司法解釋和實施規則繼續推進。同時，鋻於改革的難度和創新性，有關部門也可能會選擇特定類型案件、部分法院先行展開試點。在實踐中繼續細化、調整和完善，這將是中國特色集體訴訟制度落地生根，行穩致遠的必經階段。

　　那麼集體訴訟究竟何時可以應用在實踐操作中，以便投資者可以利用這些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證監局黨委書記、局長李秉恒此次的一項議案，便是建議儘快“激活”證券集體訴訟。

　　他提出，新《證券法》生效實施以來，集體訴訟的具體實施還處於探索階段。建議儘快出臺司法解釋，細化證券代表人訴訟的關鍵環節，讓訴訟制度實現從“立起來”到“用起來”的轉變。

　　産品適當性管理

　　投資者保護指的並不僅僅是買入股票的投資者，買入金融産品的投資者，其保護工作也同樣不應該被忽視。近期中行原油寶投資者維權事件，也將這一方面的投資者保護問題置於聚光燈之下。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總經理謝衛其中一份提案便是關於金融産品銷售的適當性管理。

　　謝衛認為，近期司法實踐對於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傾斜保護呈現出“重保護、弱教育、輕分類”的現象，司法裁判向全賠/全不賠兩極分化轉變，中間的界定，需要金融機構來自證對投資者已經盡到了完全的義務，實踐中存在難度；全賠/全不賠的判決趨勢，也給了投資者全賠的不合理預期，與禁止承諾收益的方向衝突，也會導致一些問題，需要加以解決。

　　“可以看到，司法裁判標準顯著轉向‘全賠/全不賠’標準。這個紀要雖然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以作為案件審判的參考。如果一旦投資者虧損了，就要機構去自證銷售過程盡到義務了，會産生不利影響。第一，金融的效率會大大降低；第二不利於凈值化管理、打破剛兌，因為可能給了投資者投資損失可全額賠付的不當預期。”謝衛表示。

　　關於如何完善銷售適當性管理方面，謝衛提出三點建議，即：首先，要平衡維護金融安全穩定與鼓勵金融交易的關係，妥善處理“穩”和“進”的關係，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開放，實現金融穩定發展；其次，要統一各類金融産品的投資者適當性操作標準。建議加快研究和確立適用於各類金融産品的適當性標準；最後，明確發展方向，深化投資者教育的深度與廣度，包括建議將投資者教育提升到國家金融發展的戰略高度，制定投資者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