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烏克蘭和中東等地區問題的持續發酵，已讓奧巴馬政府疲於應對，很難全力聚焦亞太“再平衡”的戰略重心。

　　日前，奧巴馬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承認，美國“過低評價了‘伊斯蘭國’的實力，過高估計了盟國能力”。奧巴馬在中東問題上的苦衷，是美國全球戰略所遭遇問題的一個縮影。如今，烏克蘭和中東等地區問題的持續發酵，已經讓奧巴馬政府疲於應對，很難全力聚焦亞太“再平衡”的戰略重心。

　　對於美國而言，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價值的重要性並沒有縮水。重新審視和評價美國在全球外交資源配置狀況，確定“放手”歐洲、“抽身”中東、“重返”亞太，本是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創新”之舉，既符合兩場戰爭和金融危機後美國社會的危機心態，又讓民主黨在兩黨外交和安全理念競爭中先聲奪人。因此，每當奧巴馬政府有偏離“既定”戰略的危險，美國國內便不斷傳出提示和告誡當局盯準“主要問題”的聲音。

　　實際上，美國全球戰略的尷尬，很大程度上源於奧巴馬主義的過分自利和“聰明”。

　　在烏克蘭問題上，美國對烏克蘭民主和民族主義的動力估計過高，助長了烏東部戰事的升級和波羅申科政府收復失地戰略的“爛尾”；對俄、烏、歐經濟依賴關係的估計過低，錯誤地做出了選擇。

　　在中東問題上，美國在推翻巴沙爾政權問題上的猶豫和對以色列空襲巴勒斯坦行動的袒護，讓沙烏地阿拉伯等盟友失望不已；對伊拉克庫爾德地方武裝的倚重，則讓土耳其心有疑慮。打擊ISIS的行動中，盟友們道義支援多，實際參與少。

　　在上述兩個重大的地區問題上，美國對軍事實力和經濟投入的“惜售”，讓新問題不斷涌現，奧巴馬政府彰顯領導能力、累積政治資本的願望如水東流。

　　奧巴馬政府仍在努力排除紛擾、關注“更重要”的亞太“再平衡”問題。表面上看，美國向該地區轉移了大量的軍事部署，想投入的都投了，軍事“再平衡”本無問題，與盟友進行了大量的政治“協調”，該做出的戰略承諾都已經做出，政治“再平衡”也很有希望。

　　但是，以軍事方法應對一個經濟大國的崛起，讓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總感無的放矢。資源“惜售”帶來的權力下放，則讓盟國太容易濫用與美“同盟責任”。日本借船出海、擴大軍力，試圖充當遏制中國的“前敵總指揮”。該國對二戰歷史的否定，很大程度上破壞了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價值基礎；對軍事大國的追求，則正在讓美國亞太同盟體系內的力量結構走向“質變”。菲律賓則想借美國之威“合法化”在南海的非法佔有，儘快拖美國下水。

　　對美國而言，失去對盟國的控制力、被盟友牽著鼻子走，會讓亞太地區的力量結構更加“不平衡”。

　　在剩下的大約兩年任期內，奧巴馬對在外交領域取得“業績”有無比的渴望，在亞太尋找“議題”，維持戰略定力和顯示美國的戰略領導力，仍將是該政府的主要戰略追求。然而，能不能實現該目標，仍要看奧巴馬政府能不能首先把握好自身對外戰略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