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為《中國工資高增長時代或將結束》的報道引發普遍關注。該報道援引了彭博新聞社對12名經濟學家的調研結果，其中，9位經濟學家預計今年中國的農民工每人平均月收入增速將會低於7%，而2015年該數據為7.2%；6位經濟學家認為今年的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將會從2015年的7.4%下降至6.5%~6.9%之間。

　　中國的工資高增長時代真的結束了嗎？

　　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要匹配

　　“分好蛋糕必須建立在將蛋糕做好做大的基礎上，所以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跟每人平均GDP增速要有恰當的匹配。”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打比方道。

　　實際上，中國前些年出現的居民收入高速增長，基本與每人平均GDP增速保持同步。國家統計局網站發佈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至2007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增速一直呈上升趨勢，扣除價格因素，同時期城鎮居民家庭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以下簡稱“城鎮居民收入增速”)與農村居民家庭每人平均純收入實際增速(以下簡稱“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也保持上漲，但是二者的增速在大多數年份低於每人平均GDP增速。

　　對此，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表示，這一時期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這使得資本收益的增長要快於勞動報酬的增長。此外，2000年至2008年，還有2010年和2011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國民收入中政府收入的份額在不斷增加，居民收入的份額就會下降。

　　李實還特別強調稱，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只統計具有一定規模的城鎮單位的職工工資，很多小企業都不在統計範圍內。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統計範圍是全國居民，但是工資性收入僅是其中的一項，所以也只能用於趨勢性的觀察。

　　2008年至2009年，伴隨著每人平均GDP增速的放緩，城鎮和農村的居民收入增速也相應下滑。不過，到了2010年，城鎮和農村的居民收入增速開始呈現差異性變化。從2010年起，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開始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也超過了每人平均GDP增速。

　　“農村居民收入增加有兩個主要原因。”李實分析稱，“一個原因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外出打工收入增長較快。另一個原因是，過去幾年中，政府對農村的扶持力度，包括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增長較快，這使得農村的轉移性收入增速加快。”

　　李實認為，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放緩與城鎮居民從事的行業有很大關係。很多城鎮居民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但是這些單位人員的收入從2006年以後基本就沒有大幅度的調整。此外，城鎮居民的就業領域較多分佈在傳統部門，這些領域過去幾年的收入增速相對穩定，而農民工大部分的就業領域分佈在房地産業、服務業，這些領域在過去幾年發展較快。

　　在蘇海南看來，居民收入增速開始超過每人平均GDP增速，更是受到了“兩同步”的影響。“中央在2010年提出了‘兩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1978年至2009年，GDP增速往往高於居民收入增速，這與原來的大政方針沒有強調‘兩同步’有關。”蘇海南説。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也顯示，扣除價格因素，自2013年開始統計的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以下簡稱“居民收入增速”)，從2013年的8.1%下降到2015年的7.4%，但仍然高於同期的每人平均GDP增速。

　　基於這種判斷，蘇海南比較贊同今年的居民收入增速位於6.5%~6.9%之間的預測。“預計今年的GDP增速是6.5%以上，那麼居民收入增速就要和GDP增速相吻合。蛋糕只有這麼大，非要多分，就要把以前積累的和以後的算進去。”李實同樣表示，“6.5%~6.9%的預測基本上與對GDP的預測差不多，他們(6位經濟學家)可能參照了經濟增長的速度。”

　　不過，李實強調，居民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誰快誰慢，取決於政府的政策。“過去幾年，政府在民生支出上作了較大調整，將社保、低保、扶貧資金等轉移性收入轉到居民身上。未來幾年，如果政府財政收入增速有一定下降，那就不太可能大幅度增加對民生的支出。這時，要使居民收入增速超過經濟增速，就會存在一定困難。”

　　薪酬增長幅度行業差距較大

　　諮詢、經紀和解決方案公司韋萊韜悅發佈的《中國地區整體獎酬調研報告》稱，中國企業的實際薪酬平均增幅在2011年出現峰值11.6%之後開始放緩，從2012年的9.6%下降至2015年的8.8%。韋萊韜悅預計，2016年中國企業的預期薪酬增幅將進一步降至8.5%。

　　但是，比較數據不難發現，從2011年至2015年，網際網路行業、消費品行業、高科技行業的實際薪酬平均增幅要高於全行業的平均增幅。其中，網際網路行業的薪酬增幅每年比全行業平均增幅至少高出1.7%，且差距還在逐年拉大。另一方面，房地産行業、保險行業、外資銀行業的薪酬增幅則要低於全行業的平均增幅。此外，網際網路金融業、汽車金融業近兩年的薪酬增幅也超過了全行業的平均增幅。

　　韋萊韜悅數據與調研中國區總經理許文宗告訴記者，近5年來薪酬增幅較高的行業都和産業發展方向有關。整個中國跟網際網路相關的上市企業就有328家，市場規模有7.85萬億元。不管從這個市場來看，還是從全球競爭力來看，網際網路行業都是向上發展的。“行業裏的公司在高速發展，肯定要招兵買馬，人才的需求是大於供給的。”

　　高科技行業較高的薪酬增幅，也和網際網路行業的興盛有關。“高科技行業包含硬體、軟體、通信、網際網路等，因為網際網路發展特別迅猛，才把它單獨拿出來統計薪酬。”許文宗説，“但是，網際網路和其他高科技行業的人才是流通的，網際網路需要的研發人才，軟體和通信行業也會需要。網際網路的磁吸效應會把人才往網際網路這方面吸收，也會帶動其他高科技行業的調薪率。”

　　消費品行業的薪酬增幅則直接受到了電商的影響。許文宗表示，消費品行業是價值鏈很長的行業，但看傳統的快消品行業可能沒有那麼高的調薪率，但是消費品的渠道提升了整個行業的增幅。“O2O(線上到線下)讓現實渠道和虛擬渠道結合，帶動了消費量，也就擴大了産業和人才的需求，使得行業薪酬隨之上漲。”

　　房地産行業、保險行業和外資銀行業薪酬的較低增速，與它們行業的特性有關。許文宗認為，開發類的房地産企業經歷過高速發展階段，薪酬的絕對水準已經很高，此時漲幅就會相對平緩，而且成熟行業的人才供給也比較充沛。保險和銀行業，都秉承穩健、注重長期發展的理念，比較重視風險，不會有調薪上的暴漲暴落。

　　當然，與上述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行業相比，傳統製造業的薪酬增幅顯得很寒酸。無論是2015年7.1%的實際增幅，還是2016年6.6%的預期增幅，均遠落後於全行業的平均水準。在許文宗看來，這些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必須要轉型，要麼走高價值的方向，要麼通過高效益的方式。

　　人力資源服務商前程無憂近年來發佈的數據也顯示，不同行業的預期調薪幅度差異巨大。在2013年至2015年，金融行業、高科技行業、房地産行業、生物醫藥行業的預期調薪幅度一直位於所有行業的前幾位，而能源化工行業、製造業的預期調薪幅度則相對靠後。

　　前程無憂《2016離職與調薪調研報告》稱，2015年，在全行業整體調薪幅度下降的情況下，金融行業與往年調薪幅度基本持平，穩居榜首，高科技行業位居其次，生物醫藥行業緊隨其後，房地産行業與現代服務業分別位居第四和第五。2016年，金融行業仍然以8.8%的預期調薪幅度領跑，這要遠高於全行業7.3%的預期調薪幅度，高科技行業位居第二，生物醫藥行業、現代服務業緊隨其後，而房地産行業則跌至第六。

　　工資低增長是製造業的利好消息嗎？

　　過去，廉價勞動力一直是中國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力。然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工資持續上漲成為趨勢，中國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也越來越小。

　　2010年年初，沿海各省普現“用工荒”，加薪成為企業招人最常用手段。然而，隨著用人成本的日益高企，越來越多的外資製造商開始把工廠遷至東南亞等地區。

　　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系統的數據顯示，全國農民工每人平均月收入(未扣除價格因素)由2002年的640元增至2015年的3072元。2003年至2011年間，農民工每人平均月收入的增速由7.8%攀升至21.2%。然而，從2012年開始，農民工每人平均月收入的增速大幅下降，2015年的增速僅為7.2%。

　　對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表示，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漲是因為供需關係偏緊。這一時期農民工的供給已不像上世紀90年代，那時從農業收入轉移出去得到的預期好處是非常吸引人的。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得太快，使得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超過了農民工的供給。此外，2008年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推動了通貨膨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農民工工資上漲。

　　但是，早期農民工工資的增長並未損害出口製造業的競爭力。盧鋒説，儘管工資增長很快，但那幾年生産率提高得也很快，加上技術進步、生産規模擴大及産能利用率飽和等因素的影響，貿易順差增長較快。

　　談及近年來農民工收入增速放緩，盧鋒認為，這是因為經濟增速下降導致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緩慢增長，而且近幾年通貨膨脹水準相對較低。不過，盧鋒表示，很難單純從工資角度判斷中國的製造業將會怎樣發展。“總體來講這幾年發達國家不景氣，進口需求較弱。而且我們講的出口是美元價值量的出口，包括美元的匯率都會有影響。”

　　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也對製造業影響較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的課題報告顯示，2004年，最低工資標準各檔次平均值為386元，2013年增加到1139元，年均增長12.8%。但是，近幾年各省最低工資標準的平均增幅也在下降，從2011年的22%降至2015年的14%。

　　儘管國家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但還是有部分省份凍結了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廣東省政府2月29日發佈的《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行動計劃(2016-2018年)》稱，2016年、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暫按2015年5月發佈的標準執行。東北三省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也曾有兩年多未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二室主任劉軍勝告訴記者，廣東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是結合當地經濟形勢做的審慎的決策。“廣東是外向型經濟，現在歐美市場沒有好轉，我們的出口肯定受限制。産品出不去，企業效益下滑，怎麼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呢？”

　　東三省此前沒有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原因也很明確。“它們原來是國家製造業基地，現在面臨著比較大的轉型升級壓力，所以最低工資的調整肯定會影響效益。而且，東三省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也是排在後面的。我們要求工資跟經濟增長應該是同步，經濟增長較慢的情況下，當然工資增長也要減緩。”劉軍勝説。

　　不過，劉軍勝表示，對企業而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並不全是負面影響。“增加了工資，也可能提高工作效率，從而給企業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增加企業員工的凝聚力和主動性。而且，我們的轉型升級要求勞動者提高素質，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也會有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