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雨露

　　中國“新常態”在本質上是一個從傳統的穩態增長向新的穩態增長邁進的一個“大轉換時期”，與發達國家“新常態”近年來所言的“危機後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具有很大的差別。

　　一是它不是一個重返危機前繁榮狀態的恢復過程，而是在全面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和新的發展源泉的過渡過程。

　　二是它是一個潛在經濟增長在波動中逐步回落的過程，而不是馬上就要步入新的穩態增長路徑，因此它不是一個增速不變的常態，而是一個增速變化的常態。

　　三是它不僅是一個“去杠桿”、“去産能”的危機救助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結構問題在不斷凸顯中得到重構的過程，一個風險在不斷暴露中得到緩釋的過程，因此中國的新常態的主題詞是“改革”、“結構調整”，而不是“危機救助”。

　　四是它不僅是房地産週期、全球化週期、存貨週期以及固定投資週期的疊加的産物，同時也是“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疊加的産物，因此，中國“新常態”更具有複雜性。

　　五是它不僅是一個外部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失衡的調整過程，更是一個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社會經濟系統與宏觀治理系統之間失衡的改革與大重構的過程，因此中國的新常態結構性改革的主題不是發達國家的局部調整，而是全面改革與全面結構優化。

　　突破傳統宏調治理教條

　　新常態宏觀經濟調控框架必須與傳統框架有本質的區別：一是不能用簡單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來應對經濟增速的回落。因為中國經濟增速的回落不僅是世界經濟週期回落的産物，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發生拐點性變化，潛在增長速度下滑的産物，因此，凱恩斯主義的逆週期調控理論就不能成為中國“新常態”時期宏觀調控的核心理論基礎，需求導向的強刺激政策就不能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合理選擇。而建立在新潛在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結構理論基礎上的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當前必然的選擇。

　　二是在打破凱恩斯教條的同時，還需要超越新古典主義的教條，通過強調主動有為、底線管理、“微調”與“預調”，以避免陷入“無為而治”的陷阱之中。按照目前的計量測算，中國增速回落中70%是結構性因素，但依然有30%是週期性因素，同時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又具有較大的易變性。這種特性就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新常態”時期既不能簡單跟隨凱恩斯主義，也不能盲從於新古典主義。

　　三是突破“數字教條”，一方面在面對結構性趨勢下滑面前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和定力，另一方面要在短期大幅度波動面前，強化“底線管理”的重要性，在戰術上將“微調”與“預調”常態化。

　　四是重視結構性問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利用宏觀審慎監管彌補傳統貨幣政策的缺口。

　　五是突破宏觀調控僅專注于總量調整的教條，強化“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精準發力”。

　　六是突破傳統宏觀調控分類治理的教條，強化綜合治理的導向。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

　　七是打破“調控”與“被調控”的兩分法，將改革與調整貫徹到底，利用全面改革重構宏觀經濟調控的框架及其傳導工具。

　　“新常態”

　　是習近平重要經濟思想

　　2014年是中國再改革元年，它以反腐倡廉、群眾路線實踐活動為序幕，以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和四中全會的法治中國為內涵，成功地凝聚了改革的共識，描繪出了改革頂層設計的藍圖和實施的路徑。因此，2014年為中國大改革、大調整取得了絢麗的開局，為2015年至2017年全面推進各項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也説明習近平總書記所領導的這次改革具有政治智慧，是深思熟慮的産物，也是習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的經濟思想是其治理思想的有機部分，最重要的內容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結合中國民族復興歷程，提出兩個百年的發展目標和戰略；二是結合中國的特殊發展階段，提出“新常態”思想；三是全面把握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格局發展的趨勢，提出中國在世界經濟整體的戰略佈局和區域發展的新規劃；四是結合中國大改革和大調整的時代特點，提出中國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以及相應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本文根據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簡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