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金融時報》1月20日報道，前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 薩默斯近日為《金融時報》刊文稱，今年達沃斯必須關注中産，精英階層應認識到中産階層的重要性。以下是對薩默斯該文章的摘編：

　　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具挑戰的經濟問題與一個群體相關。在本週舉行的年度達沃斯(Davos)峰會上，代表這個群體的與會者將少之又少。他們就是世界工業化國家的中産階層。

　　對工業化民主國家的成功而言，沒有什麼比工薪家庭收入和生活水準的持續提高更重要，我和埃德 鮑爾斯(Ed Balls)共同擔任主席的“包容性繁榮委員會”(Inclusive Prosperity Commission)在一份報告中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在關注全球金融、地緣政治以及幫助全球貧困人口的道德責任的同時，我們絕不應忽視一個事實：如果政策不發生實質性改變，全球中産階層的前景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仍然危機重重。

　　首先，長期停滯和通縮的幽靈正在威脅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正是收入提高的必要條件。在美國，隨著經濟增長加速、量化寬鬆(QE)結束，以及更加收緊的貨幣政策的到來，去年本該是利率上升的一年。在日本，價格水準去年本該重新開始上升。在歐洲，去年則本該繼續深化改革，恢復常態。

　　但事實上，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幅遠超100個基點，德國和日本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則比1年前下跌了一半。在幾個大國，短期利率為負值，政府的債權人被迫為這項特惠買單。利率如此之低，表明儲蓄相對於投資存在長期過剩，讓歐洲和日本的貨幣政策失效的情況可能持續下去，同時還可能在美國死灰複燃。幾乎所有地方的市場指標都表明，未來10年通脹水準將遠低於目標。

　　依靠央行的應急措施來提高增長的機會基本上已經窮盡。需求過剩、通脹、過度信貸以及貨幣緊縮的需求應是我們的政策關注中最少考慮的問題。央行還應該繼續做好它們的工作，但現在是時候採取共同協調的實質性措施來提振公共和私人投資了。

　　第二，當前政策路徑無法保證經濟有能力維持增長不斷提高和人們生活水準的不斷上升。人們常將美國視為楷模，用全球標準來衡量，美國的經濟表現也的確很強勁。過去5年，美國的增長約為11%。標準的經濟核算表明，其中大約8%可視為週期性增長，源於失業率的下降。也就是説，5年之中僅有3%的增長源自經濟實力的提升。即使是在美國經濟復蘇之後，美國25到54歲的男性中失業人口的比例也超過日本、法國、德國和英國。

　　除去需求因素以外，在成年人口日漸萎縮和老化的歐洲和日本，增長前景更加糟糕，經濟活力正在消退。過去7年對工業化經濟體經濟潛力的估算大幅下修，其中很大一部分修正是因為近年來的衰退環境。從很多方面來説，強勁的增長是促進未來增長的最佳結構性政策，因為投資會擴大，勞動者能獲得經驗等等。但我們必須採取更多措施。

　　第三，如果要使中産階層受益，繁榮必須是包容性的，而在當前環境下，這一結果遠非十拿九穩。如果美國的收入分配狀況與1979年的情況一樣，收入較低的80%人口的財富應比現在多1萬億美元，也就是每個家庭比現在多1.1萬美元。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財富則比現在少1萬億美元，或者每個家庭比現在少75萬美元。如果人們繼續將國際一體化和合作視為導致國內分化的罪魁禍首，僅僅讓流動的全球精英群體受益，國際一體化和合作的前景就十分渺茫。

　　經濟領域國際合作努力的焦點必須轉變。在貿易和投資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相當程度的進展。至於防止徵稅和監管等領域的競次問題，我們的進展則較少。只有加強國際合作，才有可能保持累進稅制和足夠的監管保護。而且只有當普通人看到越來越開放的全球經濟的好處，全球經濟才會日益開放。

　　這三個令人擔憂的問題——長期停滯和通縮，緩慢的經濟潛在增長以及不平等的擴大，都是確實存在的。但它們並不是我們聽天由命的理由。

　　許多國家和許多時代的經驗表明，中産階層生活水準的持續提高是可以實現的。但這需要精英階層認識到它的重要性，並投身其中，努力實現它。今年的達沃斯必須關注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