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360°全景圖片。

　　時隔15年，山西太原再次全面“禁炮”。

　　2月18日，農曆羊年除夕夜。當跨年鐘聲敲響的時候，太原市的夜空沒有再現禮花滿天與鞭炮齊鳴的盛況——這是一個平靜而略顯冷清的春節。

　　過去一年，山西是在喧囂中度過的。因“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山西成為全國的反腐“樣本”。而受煤炭、焦化、冶金等傳統支柱産業低迷的拖累，山西經濟“斷崖式”下跌，GDP增速跌至內地31個省份之末，為4.9%。

　　“黑馬”——“黑色馬年”——罕見而又漫長的農曆“閏九月”馬年，也被普遍認為是山西的“黑色一年”。

　　落馬官員多數“涉煤”

　　學者把“倒在煤上”的官員分為四類：手握煤炭行政審批權的地方官員、利用煤焦反腐獲利的紀檢系統官員、省屬大型煤炭企業負責人、煤炭監管部門與執法部門官員。

　　2014年，官場“強震”席捲三晉大地，至今“余震”不斷。山西先後有7名省部級領導落馬，多位市、縣“一把手”被查處，紀檢、國土、煤炭、交通、政法等多個系統成為“重災區”。

　　馬年春節剛過，呂梁市原市長丁雪峰與山西省委原副書記、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銘率先被中紀委調查。山西反腐大幕由此拉開。

　　金道銘的落馬被山西官場人士稱為“多米諾骨牌”。金被調查後，山西省原副省長杜善學、太原市委原書記陳川平、省委原秘書長聶春玉、省委統戰部原部長白雲4位省委常委，以及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原副省長任潤厚共計6位省級領導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在半年內相繼被帶走。

　　如果加上此前曾在山西工作過的中國科協原黨組書記申維辰、山西省軍區原司令員方文平、河北省委組織部原部長梁濱，山西省同年被調查的在任與離任省級領導多達10人。

　　除上述省部級領導，在過去一年裏，山西市、縣兩級被調查的官員總數創歷史之最。2月10日，山西省紀委監察廳網站發佈了2014年山西反腐“成績單”：全年共處分市廳級幹部45人、縣處級幹部545人。

　　此外，邢利斌、張新明、袁玉珠等為數眾多的富豪先後被帶走，還有部分煤炭領域富豪避居港澳地區或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至今未歸。

　　無論是蟄伏京城、神秘的“西山會”，還是地域特徵鮮明的“山西幫”、“呂梁幫”、“五台幫”、“平陸幫”， 在外界看來，這些被媒體冠名的“小幫派”、“小山頭”，都離不開煤炭利益紐帶的維繫。

　　山西能源領域專家趙宏(化名)認為，除了交通系統窩案，以及部分領導的賣官鬻爵、牽扯房地産之外，大部分貪腐官員陷入了“黑金泥潭”。

　　在煤炭“黃金十年”，過密的政商關係導致涉煤腐敗複雜多樣，趙宏把“倒在煤上”的官員分為四個群體：

　　一是掌握煤炭資源行政審批權的地方官員。比如呂梁市，先後兩任市委書記聶春玉、杜善學，市長丁雪峰，副市長張中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良森，人大副主任鄭明珠，政協副主席劉廣龍，以及離石區委書記閆剛平，柳林縣委書記王寧、孝義市市長王建國等人被調查。離石、柳林、孝義均是産煤大縣，而張中生、李良森、鄭明珠、劉廣龍都曾在重點産煤縣擔任過主要領導。高平亦然，三任市長謝克敏、秦建孝、楊曉波“前腐後繼”，去年9月被調查的晉城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王樹新也曾在高平擔任過市委書記、市長。

　　二是利用煤焦領域反腐敗“大棒”獲利的紀檢系統官員。2008年7月，山西省集中開展了為期兩年的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鬥爭，金道銘正是當時的“執棒者”。其間，金道銘夥同被媒體稱為“白手套”的“胡姓姐妹”大肆斂財。金落馬後，山西省紀委原常務副書記楊森林、晉中市委原副書記張秀萍相繼被調查。楊原為煤焦領域反腐敗領導組副組長，張曾是領導組辦公室副主任兼案件管理組組長。

　　三是體量龐大的省屬大型煤炭企業負責人。去年8月，資産近2000億的晉能集團總經理曹耀豐與董事長劉建中，據傳先後被帶走調查。更早以前，山西焦煤集團與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的負責人白培中、杜建華亦被調查。而涉嫌嚴重違法違紀的山西省原副省長任潤厚、山西省煤炭廳原廳長吳永平也曾在潞安集團、同煤集團擔任負責人。國企負責人的腐敗主要集中在煤礦並購、項目建設、煤炭銷售等環節。

　　四是煤炭監管部門與執法部門官員。去年11月、12月，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原廳長李建功、山西省煤炭工業廳原廳長吳永平相繼被調查。山西煤監局原局長杜建榮被傳早前也被帶走調查。此外，山西公安系統、稅務系統有多人疑因經辦涉煤案件從中獲利而被“揪出”。

　　經濟墊底，“轉型困境”待解

　　“無論政府還是企業，煤炭行情好的時候都不願轉，有錢都想賺；行情不好了又無力轉。每次都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全省GDP完成1.27萬億元，同比增長4.9%……”2015年1月28日上午，山西省省長李小鵬在山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公佈了2014年的“成績單”。

　　雖然去年全國各地的GDP實際增速普遍低於預期，但增速低於5%的卻僅有山西一省。與5年前一樣，山西經濟再度跌落谷底。

　　2009年，在金融危機衝擊下，山西逆勢啟動了“煤炭資源整合與企業兼併重組”。彼時，山西煤礦大量停産，經濟一落千丈。當年，全國有26個省份的GDP增速在10%以上，山西只有5.5%。

　　公開數據顯示，2014年，山西省1.27萬億的GDP總量已下滑至全國第24位，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差成績。山西省內，此前經濟增速一度領先的呂梁市，在去年已從全省第一位跌至倒數第一——負增長2%、財政減收20個億。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查閱資料發現，近年來，山西省的GDP總量始終保持在全國第21位，包括GDP首次進入“萬億俱樂部”的2011年。歷史最好成績是改革開放初期，一度保持了數年的全國第15位。即便在本世紀的2003年到2008年，山西仍排全國第16、17位。2009年之後，山西的排名開始疾速下滑，2013年已跌至第23位。

　　省長李小鵬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了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宏觀經濟增速放緩，以煤炭、冶金、電力、焦炭、化工為主的能源原材料工業總體疲軟，特別是該省最大的支柱産業煤炭供過於求、價格下跌、效益銳減。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潘雲認為，山西經濟下行既有週期性原因，也有結構性原因，與“一煤獨大”的産業格局、轉型步伐慢分不開。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山西就提出了“調整産業結構”的口號。本世紀以來，山西4任省委書記都將轉型作為履職目標。

　　1999年，剛調任山西省委書記的田成平，在省委全會上確立了“以調整經濟結構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田成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不能一條道走到黑”，要深入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建設新型能源和工業基地。

　　田成平之後，張寶順從省長升任省委書記。在其5年的任期中，山西礦難頻發，張寶順要求落實轉型發展、安全發展、和諧發展的“三個發展”戰略。成為首個明確提出“轉型”概念的省委書記。

　　2010年，新到任的省委書記袁純清經過密集調研，將“轉型跨越、再造一個新山西”作為施政目標。4年裏，袁純清戮力推行“以煤為基，多元發展”，迴圈經濟與裝備製造業得到快速發展，一批轉型標桿項目先後開工。如今，由於煤炭行業盈利能力下降，許多轉型項目已陷入停頓。

　　2014年9月臨危受命的現任省委書記王儒林同樣視轉型為重要使命。在“山西省委十屆六次全會”上， 王儒林提出要著力推進廉潔發展、轉型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安全發展、統籌發展。由於山西的“塌方式腐敗”，王儒林將“廉潔發展”放到了“六大發展”的首位。

　　遺憾的是，山西歷任省委書記、省長雖高度重視煤炭轉型，力推非煤産業的快速發展，但“一煤獨大”的局面至今沒有得到實質改變。

　　“無論政府還是企業，煤炭行情好的時候都不願轉，有錢都想賺；行情不好了又無力轉。每次都是‘好了傷疤忘了疼’。”某煤企負責人何剛(化名)表示。

　　在潘雲看來，山西迫切需要轉型，當前國家提出了經濟“新常態”，這正是山西轉型的絕佳機會，應該是山西轉型的機會期。

山西煤炭

　　“煤改”遺禍

　　“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是依託行政手段，而非市場手段。哪家保留，哪家關閉，誰整合誰，都掌握在各級政府手中。腐敗也就難以避免。”

　　“如果沒有當年的資源整合，就不會有邢利斌、張新明等‘首富’的崛起，也就不會有後來的華潤並購與宋林的落馬，甚至於不會引發山西、呂梁的官場‘地震’。”直到現在，何剛仍堅持這樣的看法。

　　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始於2009年的山西“煤炭資源整合與煤炭企業兼併重組”在被各方看好的同時，至今仍充滿爭議。

　　廣受好評的是，“煤改”率先讓山西告別“小煤窯”，而進入“大礦時代”。山西礦井數量由2600座壓減到1053座，辦礦主體由2200多家減少到130家，煤礦百萬噸死亡率下降到全國平均水準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煤炭生産力水準顯著提升的背後，卻潛伏了巨大危機。

　　何剛告訴記者：“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是依託行政手段，而非市場手段。省裏給各市、縣下達指標，各級政府再層層上報整合方案，省裏進行批復。哪家保留，哪家關閉，誰整合誰，都掌握在各級政府手中。腐敗也就難以避免。”

　　據多家媒體報道，在山西已落馬的官員中，為數眾多的人在煤炭資源整合中獲利豐厚，其中時任各市、縣黨政“一把手”的居多。

　　1月26日，山西省委、省政府正式印發了《關於深化煤炭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今後三年，山西將在資源配置、項目審批、權力約束等關鍵環節深化改革。

　　山西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梁敬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此前舊的煤炭管理體制是權力設租尋租甚至官商勾結、滋生腐敗的重要源頭，煤炭管理改革後，將有助於從經濟層面上消除腐敗土壤。

　　除了資源整合過程中隱秘的政商利益鏈條被逐步揭開，大量“假整合”、合同違約、投資商破産、惡性陳情等情形也開始頻現。

　　股份制是彼時“煤改”的主要形式，通過企業並購、協議轉讓、聯合重組、控股參股等多種方式，由大型煤炭生産企業兼併重組中小煤礦。當年，山西大力扶持的整合主體是“5+2”，即同煤集團等5家省屬大型煤炭生産企業與山西煤銷集團、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2家煤炭貿易流通企業。

　　正是在這樣的政策指引下，眾多早期的煤礦投資人選擇了與大集團合作，由大集團控股51%，民企參股不超過49%。

　　形勢在2013年發生逆轉。由於煤炭市場進入寒冬，被外界質疑為“國進民退”的“煤改”，問題日漸顯現。

　　“整合步伐太快，大型國企的資金與人力都跟不上，有些吃不消。”何剛表示，“很多煤礦的礦井建設只能由持股49%的民企去投。民企沒錢，要麼把資源切塊賣給其他投資人，要麼去背高利貸。”

　　此前，有媒體報道，同煤集團控股的同煤安順公司，由於投資全部源於持股49%的原安順煤礦礦主，該礦主為了解決資金短缺，引進了福建投資者，將部分煤田交由福建人開採。後因儲量縮水及煤價下行，大批福建投資人及其放貸者開始陳情，同煤為此支付了3.8億元的補償款。

　　作為山西兼併礦井最多、獲取資源量最大的企業，晉能集團(原山西煤銷集團)去年1—9月共實現收入1465.45億元，利潤5.61億元，利潤率僅為0.38%。隨著去年12月1日煤炭焦炭公路檢查站、稽查點的撤銷，晉能集團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上千億的貸款，加上收購的資産品質差、缺乏專業人才，整合礦井已成了沉重的包袱。現在許多下屬公司連工資都發不出。”晉能集團某中層幹部抱怨道。

　　去年初至今，晉能、同煤等國有主體控股的“和順運通煤業”等10座煤礦，先後數次投書有關部門。由於10座煤礦3年前已獲批“井工開採變露天開採”，卻至今難以換取採礦證，導致持股49%的閩、浙等地近百位投資者損失慘重。

　　由於上述10座煤礦的投資同樣來自社會融資與高利貸，已引發多起放貸人跨省暴力討債的事件，個別投資人被迫跑路。一位投資者向記者無奈表示，“正常訴求如果還得不到解決，我們將起訴山西省有關部門進行索賠。”

　　曾代理多起礦權糾紛的任姓律師直言，近年來，山西各級法院受理的關於煤炭資源整合方面的案件激增。由於煤炭市場低迷，今後這樣的案件將會更多。

　　“現在資源已對資本失去吸附作用，加上投資環境並不理想，計劃離開山西的閩、浙投資商開始增多。”福建山西商會一副會長表示。

　　幹部狀態顯低迷

　　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廳長、省煤炭廳廳長、運城市委書記、大同市委書記，許多縣市的黨政一把手，至今空缺。“長期不配置幹部必然會影響到各地的工作，但如果新任命的官員再出現問題，誰來負這個責任！？”

　　大運高速，一條縱貫山西南北的交通“大動脈”，北起大同，穿越朔州、忻州、太原、呂梁、晉中、臨汾，而至運城。

　　2006年，時任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帶領山西代表團前往香港招商引資，舉辦了規模宏大的“港洽會”。當時活動的主題即為“大運山西”。

　　然而，這條于幼軍口中“走大運，行大運”的高速公路，在過去一年成為腐敗“路線圖”。連接大運高速的8個城市中，先後有呂梁市原市長丁雪峰、太原市委原書記陳川平、運城市委原書記王茂設、大同市委原書記豐立祥、忻州市委原書記董洪運5人被調查。王茂設此前曾在朔州擔任市委書記。

　　2014年10月15日，大同市委原書記豐立祥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一個月後，天津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對豐立祥涉嫌行賄、受賄犯罪立案偵查，並採取了強制措施。

　　豐立祥落馬後，大同市左雲縣委原書記徐尚紅、大同市陽高縣委原書記解先文、大同市廣靈縣原縣長李立平、陽泉市城區區委原書記康曉劍于2014年11月28日同日被調查。康曉劍此前曾任豐立祥秘書。

　　相比豐立祥違紀違法的迅速查辦，官方至今尚未公佈關於王茂設的任何資訊。但坊間傳言，王落馬後已交代出朔州為數眾多的縣處級官員。

　　“據説按王茂設交代的名單，有關部門已詢問了將近60名縣處級領導，都‘簽字畫押’了，只是還沒有採取措施。”朔州市一位要求匿名的機關工作人員語氣低落，“這些人還能有工作狀態嗎？都不知道這個年是如何過的！”

　　之前，一段高平市落馬女市長楊曉波的懺悔視頻在網路傳播。畫面中，楊聲淚俱下：我也猜想，好多跟我一樣的人，現在在外頭雖然沒“進來”，但他心裏的那種折磨，我能想像得到……

　　這番話或許點到了山西某些人的痛處。

　　惶恐之外，在反腐高壓態勢下，山西各地不同程度出現了“不拿好處、也不辦事”的消極怠政或不作為情形；各級幹部的心態在悄然轉變，從過去爭搶“進步”，到現在有些人萌生退意。

　　許多私企老闆也感受到了風氣之變。“去年不僅沒有送禮，還收到退回來的許多紅包、禮物。有的都是好多年前送出去的，收禮的人已退休了。”某私企負責人坦言。

　　這位負責人同時苦笑道，“從我們企業來説，還不如過去。原來送了禮、給了紅包就能慢事快辦，現在是禮送不出，也沒人給辦事。”

　　從去年6月19日王茂設被帶走，山西省委至今沒有任命新的運城市委書記；大同市也有4個多月沒有市委書記；山西省國土資源廳、煤炭廳同樣沒有迎來新任廳長；在許多縣市，缺書記或縣長已成常態。

　　山西某官方人士表示：“長期不配置幹部必然會影響到各地的工作，但如果新任命的官員再出現問題，誰來負這個責任！？”

　　2014年12月7日，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山西省委十屆六次全會”上指出，要認真開展“三個一批”工作：堅決甄別處理一批不廉潔、亂作為的幹部，調整退出一批不勝任、不作為的幹部，掌握使用一批敢擔當、善作為的好幹部。

　　趙宏認為，官場“塌方”、經濟墊底不可怕，可怕的是山西當前的幹部狀態低迷，陷入了“不管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山西已經喪失了天時、地利，如果再失去‘人和’，‘富民強省’就真成了一句口號！”趙宏並不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