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筆者在北京某小區租下了一套房子，簽約時對方百般叮囑：若有人來盤問，就説是他的親戚，暫時借住。原來，這是一套公租房，“房主”每月交付租金1700元，又轉手以5500元的價格租給了我。

　　根據北京市的公租房管理細則，公租房禁止轉租，而且有非常明確的處罰條款——五年內不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那麼，為何仍有人心存僥倖，將産權屬於“公家”的房子轉租牟取私利呢？

　　監管有難度。自公租房推出以來，主管部門各類暗訪行動不斷，北京市甚至為公租房小區配備了房管員，實行入戶檢查。但不得不承認，對公租房的監管確有一定難度——按照規定，每名房管員需要管理約上百套公租房，不可能做到高頻次入戶檢查。即便實現了常態化、高頻次的入戶檢查，以親戚、朋友借住等作為理由也可輕鬆規避處罰。

　　市場有需求。只要大城市中低端住房依舊供不應求，公租房申請人就可通過將政府給予的住房福利——公租房出租，獲得更高效用的貨幣福利。由於公租房轉租導致住房租賃市場總供給增加，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大城市居高不下的租房價格，承租人在某種意義上也間接享受了政府提供的住房福利。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願意充當“臨時親戚”，接受轉租的公租房的原因。

　　政府建設公租房，是通過“補磚頭”的形式，對社會財富進行二次分配，讓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公租房轉租則扭曲了政府對資源的合理配置，侵害了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也讓一部分人在“灰色地帶”倚房食利。對此，還應積極想辦法治理。

　　實踐證明，消除公租房轉租現象，靠監管去堵，效果並不理想。筆者認為，政府除了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即“補磚頭”，還應嘗試其他的住房福利供給方式，如為低收入家庭發放住房補貼，即“補人頭”。

　　當住房市場供給嚴重不足時，“補磚頭”的做法效率更高，能推動房企多蓋價格實惠的保障性住房。然而，2013年起我國城鎮戶均住房擁有量已經超過1套，隨著房源慢慢增多，“補人頭”的優勢將逐漸體現——居民持幣自由選擇最滿意的房子。

　　其實，不光是住房保障，對生活保障等各類公共福利來説，貨幣性福利是最佳的承載方式。根據經濟學原理，當市場資訊透明公開，貨幣性福利是資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補磚頭”等計劃性補貼除了前期投入，還需要建立相配套的制度，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來實現資源的合理使用。而貨幣補貼則可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的力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及保證公平。

　　此外，貨幣性福利還能提供更多的自由度。例如，公租房針對租戶的情況固定了房屋的大小，而貨幣補貼則可讓受到補貼的人根據自己實際情況作出最優選擇。這些都是計劃性的補貼方式不可能做到的。從懲罰措施來看，剔除不合標準的租戶或違規轉租者面臨扯皮、滯留等問題，間接提高落實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時間、人力成本，而貨幣福利的終止則簡單、有效許多。

　　當然，這種住房福利供給方式的轉變,從全國看，需要一個雙軌並行的過渡期，但在一時一地，只能二者選其一——如果一個城市既“補磚頭”又“補人頭”，那麼結果將是一部分人手握有補貼的低價房源，另一部分人手持含補貼的租房款，其餘的人則將承受資源扭曲配置導致的“啥好處也撈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