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習主席在2014年APEC峰會上系統闡述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後，如何適應新常態、把握新機遇、實現新的增長點已經歷史地擺在了廣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面前。

　　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森、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褚平、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等專家及企業界代表，日前在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新常態下民營經濟新發展”研討會上，就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以及民營企業如何適應新常態健康發展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彭森：認識新常態 促民營經濟做大做強

　　今年以來，中央深刻分析我國經濟發展處於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的基本特徵，全面深化改革，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有針對性進行預調微調，先後出臺定向降準、非對稱降息、定向再貸款和結構性減稅等措施，支援實體經濟，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已逐步形成了穩增長的政策體系，收到了效果。中央領導特別強調，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跨越“三期疊加”階段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創新，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各項工作。可以説，經濟進入新常態，意味著改革開放也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改革的重點任務也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要求，倒逼機制將發揮更大作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中國企業總數中的90%以上，整個城鎮就業的80%以上，工業增加值的70%以上，投資總量的60%以上，整個稅收的50%以上都是非公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貢獻的。在這種情況下，去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明確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同時，特別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援、領導非公經濟的發展，激發非公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這從政治上進一步肯定了民營經濟的地位。

　　從民營經濟的投資情況看，現在年均民間投資總額從2006年的5萬億，增長到目前每年20多萬億；在社會投資總額中，民間投資從48%上升到65%；近幾年，民營經濟投資增速一直比國有經濟高4-5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國有投資16%，民間投資是20%。總的來看，民間投資的環境有所改善，民營企業的信心有所提振，民間投資增長的內在動力進一步激活。但是，也要看到民間投資增長速度下滑還是一個事實，民間投資主體的投資意願仍然不高，民間投資在許多領域的發展相對比較滯後。

　　為什麼是這個情況？我想有這麼幾條原因：第一，行業壟斷阻礙了民間投資的步伐，這是影響民間投資的最大的制約因素。民間投資仍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第二，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也是影響民間投資信心的重要因素，民間的投資、民間的資本對於宏觀形勢更敏感，在當前經濟下滑、PPI長期負增長情況下做出一些比較審慎的選擇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三，融資困難增大了民間投資的成本，長期以來，貸款難、融資難、擔保難一直是制約民間企業特別是廣大中小企業投資的重要原因。國家發改委報告民間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一般上浮比較多，最多的上浮30%，民間借貸年化利率高達25%。第四，政策滯後制約了民間投資的發展，這是制約民間投資的老大難的問題。

　　現在，民營企業發展充滿了新的機遇。具體來説，有三個機遇：一是改革的紅利，二是創新的機遇，三是結構調整的空間。關於改革的紅利，改革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現在中央、國務院方針很明確，要通過加快改革、深化改革、加大改革的力度來激發經濟的內生動力和市場潛力，比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壟斷行業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都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機遇。

　　二是創新機遇。國家已經確定了創新驅動發展的新戰略。中國經濟雖然處於世界經濟前列，是工業大國，但是遠遠不是工業強國，很多産業處於世界中低端，傳統高投資、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長模式確實不可持續，必須通過創新驅動推動結構調整，這是一場戰略性、結構性、創新性的調整，要在改造傳統産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新興産業、高技術産業、新興服務業，提高中國産品和服務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中央決定設立新興産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模400億，估計可拉動10倍以上的社會資本。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産業投資基金和股權投資基金。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了10萬億，同比增長了25%，網上零售額1.8萬億，增長35%，同時電子商務物流每年增長50%-60%。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競爭比較充分，政策比較寬鬆，市場環境比較好，是民營企業創新發展的機遇。

　　三是結構調整的機遇和空間。結構調整既包括産業結構的調整，新興服務業、戰略新興産業的發展；還有地區性結構調整。近年國家大力推進區域總體發展戰略，推進“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一方面為我們國家經濟提供新的增長點、新的動力，同時，也為民營經濟提供了很好的空間。

　　民營經濟確實大有希望，特別是在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下，當前大的改革的浪潮下，在當前中央一系列政策環境下，希望民營經濟抓住機遇做大做強，越來越好。

　　褚平：釋放民營經濟活力亟須優化環境減輕負擔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新興産業，服務業，小微企業在新常態下作用會更加凸顯。生産小型化、智慧化、專業化將成為新常態下産業組織的新特徵。改善企業的經營狀況，提高企業品質塑造水準，保持企業的創業創新活力，釋放企業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適應市場經濟變化的活力，需要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減輕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微企業的負擔。

　　當前存在幾方面問題。問題1：企業的稅費負擔仍較重。“春江水暖鴨先知”，企業的稅費負擔，特別是名目繁多的繳費負擔，減輕了沒有，減輕了多少，統計數字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企業自身的感知認同。中央領導同志如此高度重視此事，説明瞭這方面的問題確實突出，確實到了非下決心解決不可的程度。

　　問題2：由於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不健全，經濟增長、企業發展過度依賴銀行信貸，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緩解。全國僅有22%的小微企業從金融機構獲得資金支援。銀行貸款難以得到，直接融資渠道不暢，非正規融資又給企業造成很重的財務負擔和更大的財務風險。

　　問題3：對民營企業不信任、受擠壓、遭排斥的心理負擔，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缺失造成的生存環境負擔，各方以承擔社會責任為名，行“搶吃唐僧肉”之實的社會性負擔，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如三座大山般壓在民營企業頭上，使民營企業在發展道路上，舉步維艱。

　　問題4：政府在推進轉變職能、簡政放權過程中，必然有一部分職能需要由行業商(協)會等社會仲介組織承接。目前，我國仲介組織的法律地位、職能作用、權利義務、行為規範、監督管理等方面都亟待加以明確和完善。必須抓緊仲介組織的培育，否則，這些仲介組織就可能成為“二政府”，或形成政府職能“轉得出”，但仲介組織“接不住”或者“接不好”的局面，給企業造成新的，甚至更重的社會性負擔。

　　由於長期以來政府主導的慣性使然，市場與政府、企業與政府的良性互動，還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磨合和持續推進的過程，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適當的心理預期。目前，建立健全健康有序的市場經濟體制，仍需要政府的“作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需要“有為”的政府。在“新常態”下優化營商環境，減輕企業負擔，政府是可以而且應當有所作為的。

　　第一，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的能力。

　　要以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為目標，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弱化行政審批，降低小微企業和創新型企業上市門檻，提高融資效率。要多渠道推動股權投資，完善以機構為主，公開轉讓的中小企業股權市場，鼓勵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健康發展。要穩步擴大債券市場規模，推進金融産品創新和多元化，加大發展資産證券化的力度。發展中小企業集合債券、私募債等融資工具。通過以上及其他積極有效的多種措施，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改變企業發展單純依賴銀行信貸的現狀，從根本上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第二，深化稅制改革，優化稅制結構，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將企業的稅費負擔控制在合理範圍內。

　　要落實近年來對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要著力優化稅制結構，完善稅收的調節功能，以穩定的制度取代臨時性、過渡性的政策安排，體現國家稅收制度的嚴肅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12月9日，國務院發佈通知，全面清理已有的各類稅收等優惠政策，建立健全規範優惠政策的長效機制。這是規範和重建秩序的政策舉措。要按照“正稅清費，分類規範”的原則，堅持稅費聯動，增減有度，清理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管理，解決以費代稅造成的稅費疊加。要通過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減輕地方政府對稅外收費的依賴。特別是要落實國務院的部署，切實加強涉企收費管理，減輕企業負擔。要將企業的感知程度和滿意程度作為檢驗工作落實與否的主要標準。從基礎入手，從制度著眼，推動企業減負工作形成制度化、規範化的長效機制。

　　第三，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既要解決“越位”給企業造成的負擔，又要防止“缺位”對企業造成新的困難與負擔。各級政府必須把該放的權利放開，放到位，同時也要把該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從改革實踐中，我們經常感受到，對於有利益的權利不願放或者放得不到位。對無利益的事情不願管或管得不到位。在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必須堅持“放管結合”，要大幅減少事前審批，同時又要加強事中和事後監管，必須注意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應該説，亂作為和不作為都不利於營造健康的營商環境，都會對企業發展形成障礙和困難。每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反感的只是政府的不當干預，期待的是嚴格依法行政，為企業服務，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有為”政府。

　　劉迎秋：未來8年中國經濟增速不會低於7.5%

　　劉迎秋認為，未來一個中長時期內，至少未來8年左右，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雖然難免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但平均而言不會低7.5%，很可能在7.5%甚至8%以上。他提出了七條支撐這一觀點的理由。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30多年經驗及其收斂趨勢。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雖然經濟增長仍然有波動與起伏，但高低差距逐漸縮小，高增長與低增長的連線表明，到目前為止，我國經濟收斂于7.5%的水準之上。即使從趨勢線角度看，其收斂點也是在8%以上。

　　第二，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及其差距。我國基尼系數雖不是世界最高的，但確實明顯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和聯合國提出的0.40警戒線。儘管從道德學角度講，收入差距大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收入差距的存在卻是發展的機遇。收入差距有多大，經濟增長的空間就有多大。

　　第三，地區收入差距。改革開放以後形成了地區收入差距。西部比中部落後、中部比東部落後，這樣一個客觀存在的差距，從經濟發展和增長的角度看，是一個後進追趕先進、低收入追趕高收入的過程，從而地區收入差距又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來源。

　　第四，人口紅利。按社科院蔡昉研究員估計，到2016年我國傳統人口紅利將消失。但要看到，傳統人口紅利雖然逐漸消失了，新人口紅利隨之很快産生了，主要是每年700多萬的大學畢業生要走上工作崗位，從而會形成新的高智商勞動人口紅利。這種新人口紅利將成為我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一種重要支撐力量。

　　第五，工業化後期的城鎮化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20%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44.9%，城市化建設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力。有測算指出，城市化率30%前為起步期，30～70%是快速發展期，71%以上是平穩發展期。城鎮化的大幅度加速，改變的不僅是人口結構，而且是消費結構，繼之是産業結構。所以，城鎮化發展的加速，必然帶來産業結構的大調整與大升級。在城鎮化率達到70%之前，這個加速過程將一直存在。

　　第六和第七個支援我國潛在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因素就是進一步擴大和深化改革開放以及國際市場對中國製造的高度依存。國際市場已經越來越離不開中國。雖然明年外部市場還不那麼寬鬆，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國的出口需求，但是，我們也需要看到，在總量上則不是很低的，特別是在全球各國對中國製造的優質産品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的條件下，這種依賴本身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産生明顯的支撐作用。

　　下一步對於民營企業來説，就是要找好著力點，要有新發展，就要有新選擇。著力點應是“三創”，即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和發展模式創新(TMD)。一是要花大價錢力促企業技術創新，努力實現技術的單體創新向聯合創新的轉變。二是要下大功夫勇探市場創新。要培養和儘快形成網際網路思維，要將資訊與網路技術引入企業生産與行銷，並由此把不能變為現實。三是要下大決心探索發展模式創新。要從小處著手，變多元化為專業化，將分散化上升為集中化，構建加工工業生産主體與市場行銷組織主體間的大規模合作與聯盟。

　　陳澤民：新常態要更注重品質和效率

　　什麼叫新常態？全國人大代表、三全集團董事長陳澤民認為，新常態就是我們面臨新的轉折期，新的機遇期。前30年改革開放，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成功了。但是只注意到經濟增長的速度，而忽視了教育、幸福的指數、文明的指數、生態的指數、環保的污染、資源的浪費等等，這些已經成為前進中遇到的最大問題。

　　在新的改革、新的機遇期，不要把經濟增長速度放得那麼快，可以稍微慢一點，但是要更加注意品質和效率。以前經濟增長速度有虛假成分，數字有泡沫，相當一部分經濟增長成果沒有用到人民身上，而是搞成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腐敗工程，做了無用功，人民並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GDP的增長不代表幸福指數的增長，文明指數的增長，也不代表生態指數的增長，所以我們不要再單純追求GDP，而要追求人民幸福指數的增長。讓人民都能安居樂業，有創業的勇氣、信心和條件，最後實現國家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