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年末寒天，有兩件事格外引人關注：一件是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各地各部門宣傳、宣講依法治國、增強法治意識的活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讓人充滿期待；一件是各地各部門為農民工“討薪”工作也緊鑼密鼓地正在進行，討薪工作如“賀歲劇”一樣年年上演，當然劇情與大多“賀歲劇”恰好相反，無奈中夾雜著許多悲情。

　　不可否認，這些年在農民工討薪過程中，一方面農民工討薪付出的代價是極其慘烈的。同時，各級政府、工會、勞動人事及相關執法部門想方設法，積極出臺各種政策、措施、辦法及採取多種手段，為清欠農民工工資作出了巨大努力。雖然每年的清欠效果尚可，但大多是治標不治本。常常是前清後欠、清舊欠新。仔細推究，在清欠農民工工資過程中，就各種政策及措施手段來看，依然是政府和行政主導。

　　透過時下依法治國宣傳活動，再來看農民工討薪現象，給出了我們另外一種思考，那就是農民工長期討薪現象的背後，折射出的則是如何提高依法規範勞動力市場的問題，也就是讓勞動力市場先“法治”起來。因為“民以食為天”，首先保護勞動者權益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更何況作為生産最重要的要素，依法保護勞動者權益是市場經濟起碼具備的條件。

　　當然説讓勞動力市場“法治”起來，並不是説目前勞動力市場無法可依。早在我國確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久，1994年我國第一部《勞動法》就正式頒布，2009年又作了修改完善；隨著市場經濟迅速成長，為了進一步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2007年《勞動合同法》隨之誕生，之後又在2012年年末作了修改完善。可以説，保護和規範勞動力市場的法律依據已基本完備。但是有法不等於依法，也就是説勞動力市場“依法而治”仍亟待進一步落實與加強。

　　放在整個勞動力市場考察，“農民工討薪”只不過是勞動力市場有法不依的“典型”案例，而勞動力市場有法不依的“非典型”案例也比比皆是。這突出的表現在大量的民營企業和非公經濟組織當中，這些企業還沒有建立起完整的現代企業制度管理，法治意識不強，許多企業為了降低生産成本，規避企業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置《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于不顧，自行其事，從而導致糾紛日增，官司不斷。結果往往是企業正常生産活動屢受影響，形象信譽受損，生産成本不降反升。

　　不僅勞動力市場有法不依現象存在於民營企業和非公經濟中，這一問題同樣也存在於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乃至政府機關。一方面，有些企業、單位仍繼續沿用著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勞動人事用工制度，勞動者身份複雜，沒有按照《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進行徹底的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在新的勞動用工中又不能嚴格執行新的法律、法規，造成新的勞動用工制度和合同不規範，難以保護“平等就業”“同工同酬”等勞動者核心利益，從而導致新老矛盾交織。

　　“法令弛則邦亂。”依法規範勞動力市場和保護勞動者權益，是市場經濟最基本要求。時下改革正在邁出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這關鍵的一步，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就必須儘早依法規範勞動力市場，加強執法力度，提高執法品質，排除人為干擾，保證勞動力這一最重要的生産要素高效配置、自由流動，從根本上解決勞動力市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徹底消除以“農民工討薪”為代表的阻礙勞動力市場成熟發育的各種勞動糾紛痼疾。